正确对待口供
●随着刑事诉讼中人权观念的兴起，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被告人成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非消极的司法客体，因而逼取口供已经不可能。●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对于犯罪的举证责任是由控方来承担的，因而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大为降抵，尤其是不能采用刑讯的方法逼取口供。
●沉默权制度限制了警察违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获取口供的权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权，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口供。
●“零口供”与沉默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零口供”只不过是贯彻刑事诉讼法关于不以口供定罪规定的一种具体措施。
陈兴良（以下简称陈）：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口供定罪几乎是刑事诉讼的规律。即使在犯罪已经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口供对于定罪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获取口供而展开的。
周光权（以下简称周）：这个时期的刑事诉讼可以说是实行口供中心主义的原则，口供至上，罪从供定。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中，十分强调口供在定罪中的决定意义。定罪通常都必须取得被告人的“服辩”即认罪的供词。在西方中世纪法定证据制度中，口供也是定罪的主要依据。因此，流传着“口供乃证据之王”这样一种说法。
陈：在当时的情况下，定罪之所以如此依赖口供，有两个原因是不能忽视的：第一个原因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毫无地位，没有任何诉讼权利，只是消极的司法客体。因此，可以对被告人逼取口供。在这种情况下，罪从供定就成为一种最节省司法成本的手段。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科学技术落后，在今天已经十分普及的痕迹检验、尸体解剖、血液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更不用说DNA检测等尖端科技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在这种情况下，以口供定罪也就具有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现实合理性。
周：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口供意义的降低也同样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得以说明，即随着刑事诉讼中人权观念的兴起，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被告人成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非消极的司法客体，因而逼取口供已经不可能。尤其是在采用沉默权制度的情况下，是否供述完全取决于被告人的意愿。在一个刑事案件中，根本没有口供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广泛采用，获取物证的能力大为提高。正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指出，科学证据理论的现状是：一方面从心理学上对各式各样轻信误解进行深入分析，从而降低了人证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例如指纹、血迹等勘查对象用改进的技术进行分析，相应提高了物证的证明价值。
陈：在实行口供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由于口供对于定罪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采用各种手段逼取口供就成为十分正常。在中国古代社会，审讯时为获取口供可以依法刑讯。刑讯是获取被告人口供的法定手段，使刑讯制度化。所谓“锤杵之下，何求不得”，就是对于通过刑讯获取口供有效性的生动说明。
周：刑讯逼供在西方中世纪刑事诉讼中也是广泛采用的。在当时的法定证据制度下，实行纠问式诉讼形式，被告人自白（即口供）被确认为完全证据，具有最高的证明力，从有罪推定出发，把被告人看作特殊的证人，是认罪的对象。因此，为获取口供，对被告人实行刑讯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陈：刑讯逼供本意是要通过口供获得对案件真实的认识，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刑讯逼供往往造成冤假错案。对于刑讯制度的抨击，最为有力者当推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将刑讯称为合法的暴行，指出为了迫使罪犯交待罪行，为了对付陷于矛盾的罪犯，为了使罪犯揭发同伙，为了洗涤耻辱——我也不知道这有多么玄虚和费解，或者为了探问不在控告之列的另外一些可疑的罪行，而在诉讼中对犯人进行刑讯，由于为多数国家所采用，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暴行。在贝卡利亚看来，刑讯抹杀了罪犯与无辜者之间的差别。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其根据就是这样一种明确的推理：“我，法官，责任是找出这一犯罪的罪犯。你，强壮者，能抵御住痛苦，我释放你。你，软弱者，屈服了，我就给你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刑讯就成为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
周：贝卡利亚对于刑讯的抨击是极为深刻的。同样，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对拷问即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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