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环境-简论自然回复的简约主义
当我们视建国以来的"两次建设热潮成为历史"以后，也随着多元化社会秩序的反映与变革，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民间自身形成的一种改造扩建的趋势也逐步形成了我国建筑体系中的毒瘤，也使我们的人居环境日趋恶化，也正由此使我们迎来了"第三次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并引发了对现代建筑及我们切身人居环境的批判与反思。① 但曾几何时，当人们从追随的狂热中醒来时，发觉到头来，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其成果固然伟大，其后果也着实可悲："难道地球上还曾有过别的地方的人，虽然他们有的是财富和权力，却要象你们今天在所赞颂的国土上一样 ，花钱建造无数他们所厌恶的建筑这样的事吗？" ② 建筑师们"公开承认他们自己也很吃惊。他们满不在乎地告诉你，现代建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快要完蛋了。然而在每一次反思建筑本体的时候，每一次人类意识变更时，我们能够意识到建筑本体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建筑反映着人对居住环境的把握，是为了创造人性的空间。空间场所性的完善程度决定人们生存空间的理想化程度。人们总是需要寻找解决方案，而这不仅客观存在，也切实的反映了我们在现实客观环境中所形成的问题，以及我们所身处的困境，解决问题，处理困境，并保护好现存的古建体系，则需用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使民族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得到融合，缩短与西方在建筑技术与设计理念上的距离（其简约手段将形成必然）
一、 人口密度 生态环境的变化，及配套设施。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与基础设施的老化，不断的困搅着我们，在其它国家我们看到了很多解决方法，如荷兰的MVRDV等建筑师通过社会调研方式，身临其境去解决问题，并划分出最佳方法，在矛盾空间中生成有续空间，并维系了原城区的完整性。一般认为，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也许就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与总面积的平均关系来说这一说法是有其理由的，但是荷兰的城市却远不属于世界上人口和建筑密度最高的城市之列。事实上，香港、曼哈顿、里约热内卢、上海的密度远远在荷兰城市之上。相比之下，荷兰的许多城市看上去倒象低密度的郊区和乡村。尽管如此，密度却成为荷兰当代建筑师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并从中转化出具有"实验性"的建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荷兰作为一个高密度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对荷兰建筑师思维方式的影响，但是我以为仅仅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荷兰作为欧洲现代建筑的发源地之一，其深厚的现代建筑传统（贝尔拉格、"风格派"、"结构主义"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形式问题（或者从形式谈形式）所涉及的范围。在诸多非（建筑）形式的问题中。密度问题不过是借助荷兰文化中的"密度情结"更有现实性而已。以伦姆·库哈斯为首的"都市建筑事务所"（Office for Metropoliitan Architecture,筒称OMA）和更为年轻的MVRDV小组（组名以它的三个主要创始人Winy Maas，Jacob van Rijs，Nathalie de Vries姓氏中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就是这类荷兰当代建筑师的代表。 库哈斯对密度问题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早在70年代中期对纽约曼哈顿的研究中库哈斯就用"拥挤文化"来概括曼哈顿的本质。所谓"拥挤文化"从最为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曼哈顿式的摩天楼"物体"的高层高密度集聚，或者说曼哈顿的高层高密度城市形态是"拥挤文化"最直接的物质表现。但是，物质意义上的高密度并不是"拥挤文化"的全部含意。事实上，在库哈斯那里"拥挤文化"与其说是物体的"拥挤"不如说是内容（Program）的"拥挤"。这就是为什么库哈斯将"下城体俱乐部"（The Downtown Athletic Club）视为曼哈顿"拥挤文化"典型代表的原因。
二、 了解西方建筑学界的三支力量
（1）第一支力量：现代主义与晚现代主义（Modernism与Late Modern）。这是以包豪斯学派和第一代建筑师为源本和主干，在本世纪初兴起，到本世纪中叶开始占绝对优势的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思潮。它的革新精神使建筑设计理论和实用美术均产生重大突破，在艺术上为建筑的抽象造型和大工业生产的工艺美学观揭开了新纪元。但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建筑师已不满足于"形式追随功能"的公式，不少人开始寻找新思路，以便使建筑作出更丰富的表达。在约恩伍重入选悉尼歌剧院之后，沙里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