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流动性风险

产业政策、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流动性风险

时间:2017-07-03 管理论文

作者:毕晓方张俊民李海英

会计研究 2015年07期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对产业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总和,发挥着带动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重要作用,也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财务决策。在过去几年,很多属于资金密集型的周期性行业企业,受到政府产业政策的鼓励和扶持,却不同程度陷入流动性风险失控、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曾为中国最大民营造船企业的“熔盛重工”(中国熔盛重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股票代码01101,后文简称“熔盛”)由于其持续经营能力受到质疑,2013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这一现象表明在产业政策背景下深入探索企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过度自信是管理者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Goel and Thakor,2008),如果忽略管理者非理性对企业的财务决策的影响,很难全面解释企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等行为。Devenow and Welch(1996)提出投资者从众行为可归纳为基于信息或激励外部性的理性从众行为、基于投资者心理的非理性从众行为和基于声誉顾虑的近理性从众行为。在此基础上,潘亮(2012)、叶玲和李心合(2012)认为产业政策支持或鼓励的企业投资规模扩张是管理者根据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前景做出的理性投资决策。从产业政策加剧管理者的认知偏差的视角,本文建立赶超产业政策激励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企业流动性风险的理论框架①,并选取典型案例企业“熔盛”进行理论检验,试图为企业流动性风险的产生与激化提供一种解释:如果产业政策加剧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企业往往会做出非理性的投融资决策。低估投资风险而高估投资收益会进一步放大投资决策的羊群效应,致使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加速企业盈利能力的恶化。与此同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借产业政策之势和政府支持之手激进负债,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会从“基于信息或激励外部性的理性从众”转向“基于过度自信认知偏差的非理性从众”,导致企业流动性风险激增。

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成熟的市场机制,企业的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风险的管控能力。深入研究产业政策的传导机制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我国企业非理性行为产生的政策性原因,推动企业进行流动性风险防范,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在以下理论层面有所贡献:第一,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从管理者代理问题视角或财务指标分析层面研究企业流动性风险,从管理者非理性视角对企业流动性风险的成因进行研究;第二,扩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产业政策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第三,构建了产业政策及其传导机制影响企业流动性风险的理论框架,丰富了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因素

过度自信是指决策者高估自身能力和知识,导致高估决策收益或成功概率,而低估决策风险的心理偏差。过度自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自我归因偏差、过度乐观和置信区间狭隘,受到经验、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已有文献,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受到晋升与报酬激励(Gervais and Odean,2001)、决策参照点模糊(Alicke et al.,1995)、媒体关注报道(Hayward and Hambrick,1997)和管理者政治关联等“关系”网络(文芳,2011,胡国柳等,2012)等因素的强化。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

1.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Malmendier and Tate(2005;2008)证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容易做出并购决策。由于过度自信影响高管对投资收益与融资成本的权衡,使其倾向于高估投资回报率,会影响企业的过度投资和扩张(姜付秀等,2009)。

2.对企业融资决策和财务风险的影响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公司股价被低估而造成外部融资成本过高,更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Heaton,2002)。由于债务融资成本较少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倾向于债务融资,而且更多使用短期债务(余明桂等,2006),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Nofsinger,2005;姜付秀等,2009)。

(三)产业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

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和限制竞争的管制性特征和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随着对我国投资“潮涌现象”和“羊群现象”研究的深入,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叶玲和李心合(2012)的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有正向的影响,潘亮(2012)认为根据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调整投资方向是企业的理性行为,企业通过对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进行投资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在融资政策方面,研究发现扶持或鼓励性产业政策能够使特定产业获得更多的IPO融资额和股权再融资机会(陈冬华等,2010),能够持续获得更多银行借款,尤其是长期借款(张纯和潘亮,2012)。

已有文献分别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进行了独立分析,但在作用机制等理论分析层面,缺乏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产业政策这两个研究视角的融合,本文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产业政策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机制及其对企业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三、赶超产业政策激励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一个理论框架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工业后发 为改变产业之间的资源分配,主动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倾向于采取“赶超产业政策”。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国家也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振兴相关产业,放松其融资约束,短期会对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产生一定正面影响,避免国内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

(一)赶超产业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传导路径

1.地方政府的“扶持之手”

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发布《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出台本地的重点规划产业对产业内的企业进行扶持,在地方层面推动和实现。地方政府具有代理人和自利者双重属性,受财政分权和GDP考核的晋升机制的影响,当上级政府提出GDP增长率等经济绩效指标,下级政府会出现层层分解和加码。相对于中央政府,为了创造利税并迅速拉升GDP,地方政府更加青睐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重点产业企业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禀赋。

2.金融发展与信贷配给

我国信贷政策一直发挥着配合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作用,银行会增加受产业政策鼓励的相关行业的信贷投放,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传导作用。从2008年年初开始,为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信贷决策干预成为地方政府实施重点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区域内银行信贷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面临的信贷配给程度大为缓解。

3.股票市场的投融资功能

监管部门通过规定上市发行的标准和再融资政策,鼓励企业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投资或转型。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IPO融资额、股权再融资机会显著超过未受支持的行业(陈冬华等,2010)。国家产业政策带来的投资热点带动市场活跃,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对企业决策产生传导。

4.市场经济主体的目标与活力

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成熟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如果行政权力过度干预资源配置,会妨碍市场竞争作用的发挥,导致市场发育进程趋缓,影响企业自身的目标与活力,甚至造成创造和分配“租金”的现象。审批制和高额的政府补贴使“寻租”成为企业的选择,被扶持发展的产业内企业过度依赖政府政策支持,在经营环境恶化时往往缺乏自生能力。

(二)赶超产业政策影响管理者自信的机制及其对流动性风险的作用

1.产业政策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机制

第一,赶超产业政策使企业偏离经济目标,强化管理者过度自信。非经济目标不是指企业的重大决策完全没有经济动机,而是强调企业决策过多停留在某些外在的表象上,为此付出巨大的投资成本,但未来盈利却很不确定,其表现方式有政治投资、形象工程和民族情结等(饶育蕾和蒋波,2010)。赶超产业政策激励了管理者“产业报国”的民族情结,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生催化作用。

第二,产业政策带来资源禀赋和业绩增长,延误过度自信的修正。当某一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时,管理者应从企业逐渐显现的经营困境中得到消极的反馈信息,修正自身的过度自信水平,继而对企业的投资回报和负债融资成本进行重新估计,使投融资决策更加理性。产业政策鼓励的企业通过优惠的政策措施和信贷扶持获得更低的资金成本,市场需求的增加使企业业绩短期内出现逆周期增长。管理者由于“自我归因”,延误了过度自信的修正时机。

第三,媒体报道和赞誉加速管理者自信心膨胀。当市场环境趋于良好时,媒体针对管理者的报道数量也大幅上升。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多受媒体关注,其信息可信度得到增强,提升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注意力。媒体对行业领先企业及其管理者的赞誉会进一步提升管理者的自信水平。

第四,投资者乐观情绪对管理者自信的传染。对于受到产业政策鼓励和扶持的行业,其资本市场投资者和分析师会产生过度的乐观情绪,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严重背离公司内在价值。“情绪感染”和“市场迎合”的传导作用(花贵如等,2011)强化管理者的过度乐观和自信,影响其后续的投资、融资与兼并等财务行为。

2.产业政策激励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企业流动性风险的路径

第一,产业政策导向和市场情绪高涨造成管理者过度投资。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和企业管理者非理性行为之间发生“传染”,造成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泛滥和股票市场泡沫的膨胀。产业政策短期内对企业绩效有较大提升作用,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而一旦企业获得授信的利率水平低于项目投资利率水平,给资本市场传递出投资项目高质量的信号,投资者情绪的过度乐观进一步造成管理者的迎合性投资,导致管理者会进行激进负债以支撑企业扩张。

第二,政府干预使管理者低估融资成本和流动性风险。产业政策使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活动更加合理化,地方政府会积极推动特定项目上马,并对特定企业予以政府补贴,短期内增加企业的流动资源。同时,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会向重点产业倾斜,倾斜力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在管理者与政府关系紧密、寻租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和授信额度会快速膨胀,使管理者高估了控制自身的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第三,过度自信影响企业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选择的有效性。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受到不同流动性来源结构安排的直接影响。现金持有和银行授信额度是企业流动性风险防范的两类主要财务资源。企业保有授信额度可以避免持有现金的代理问题,但也会对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突出表现在授信合约存在限制性条款,经营风险高、现金留存少、盈利能力差,以及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更可能出现授信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形。过度自信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在内源融资不足时,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会更多地依赖银行授信,投资决策更加激进。一方面企业现金存量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大量授信转化为负债使企业债务比率提高,在短期内需要支付高额利息,从而产生更高的流动性风险。

综上,良好的投资前景、畅通的融资渠道和高涨的市场情绪等因素使管理者偏离了经营的经济目标,致力于产业扩张与赶超。管理者对流动性风险缺乏准确评估,投资扩张造成内部货币资金不断消耗,表现不佳的投资项目对绩效的负面影响不断累积,短期负债增加引发金融机构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担忧,从而实施抽贷,导致企业流动性风险的爆发。据此,本文的理论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逻辑框架

四、“熔盛重工”的案例介绍

本文的理论框架可由案例企业“熔盛”的兴衰史得到验证,在四年内,“熔盛”从2009年坐上中国民营船企第一的“交椅”到面临业绩严重滑坡和资金链断裂危机。本案例分析的财务数据和相关资料搜集自公司财务报告、媒体对公司高管的采访及公开报道。

(一)公司创立借势产业布局

“熔盛”历年的财务报告扉页赫然标注“激情超越”,将管理团队描述为“经验丰富,行业技能无可匹敌”,这一自信心源于公司高管的专业经验和政府背景,并受到我国造船业发展机遇的催化。21世纪以来,中国造船业借助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全球市场份额开始不断上升。“熔盛”创始人也是后来的董事长张志熔积极捕捉到这一发展机遇,凭借其房地产业的资金积累和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于2005年10月创立“熔盛”。CEO陈强随后受邀加盟,富有丰富的造船经验和产业抱负。2006年第一季度,出于外商对其高管团队的信任,船厂尚未建成的“熔盛”接到6艘散货船的大笔订单。

(二)经济危机时期取得逆势发展

2008年8月,“熔盛”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签订的12艘40万吨超大型矿砂船订单,创单笔造船订单的世界纪录。金融危机后,造船业普遍面临船东撤单的风险,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与淡水河谷达成超过12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熔盛”确保了该笔订单,迎来了持续3年的跨越式发展。2010年8月“熔盛”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五年期的战略合作协议,获500亿元授信。2010年年末“熔盛”新增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均高居中国民营船企第一,并于2012年入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三)市场情绪高涨助力“熔盛”IPO超募

各大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被投资者解读为中国产业政策的发力,提高了“熔盛”对外谈判的地位和优势,为其实现香港股市IPO奠定了有利基础。2010年11月,“熔盛”最终在香港上市,发行17.5亿股,招股价为8港元,共集资140亿港元,实现超额认购21.6倍,成为当年国内在港IPO融资额最大的民营企业。IPO的成功足见当时投资者对“熔盛”发展前景的认同,上市后公司公开财务报告中也多次强调产业政策将给自身带来的机遇。

(四)供应链金融业务暗藏危机

在产业政策带来的机遇面前,后发制胜成为企业的目标②。“熔盛”凭借政府背景、银行青睐以及CEO的造船影响力,奉行以速度取胜的发展模式,客户付出很少的首付款就可以签订合约,企业手持订单量转化为经营业绩和现金流回报的风险不断加大。2009年造船市场逐渐低迷,行业平均订单首付款比例从市场火爆时的60%-80%下降到40%-50%,“熔盛”应收账款增长幅度过大,平均收账期由2010年的不到9天上升至2012年的170天,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购货方资金占压问题,对船厂的自有资金要求越来越高。

(五)激进扩张导致现金储备快速消耗

根据相关产业政策,政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实施兼并收购。2010年,“熔盛”先是以人民币5亿元现金从“熔盛投资”收购了上海熔盛船舶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又在政府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影响下,以现金支付1.61亿元的购买代价收购了合肥振宇机械,并于2011年在合肥投资26.4亿元建设新工厂③。2011年4月,“熔盛”缴纳了6.3亿元的收购保证金,拟通过挂牌方式收购全柴集团100%股权④。2010至2011年年末,“熔盛”在建工程分别为27.26亿元和53.95亿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24%和13.30%。从图2可以看出,因2010年实现IPO,“熔盛”的融资活动现金净流入达到172亿元的峰值,在2011年仍达到近70亿元。形成反差的是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不断恶化,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接近-34亿元和-38亿元,同时,企业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一直维持在高位,造成上市筹集的货币资金快速减少。

图2 “熔盛”现金净流量变化趋势

(六)业绩滑坡深陷资金链困局

2011年第四季度“熔盛”的发展形势骤然逆转,新增订单极少,船东延期收船或弃船使已有订单的资金回笼受到严重影响。2011年“熔盛”的总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开始下降,并于2012年由正转负。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不断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大幅攀升。与此同时,2011年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紧缩”,“熔盛”一年内到期的银行授信也从2010年顶峰时期不断缩减,上百亿的银行授信难以转化为新增贷款。加之企业要不断偿还前期的借款利息与本金,2012年“熔盛”的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由正转负,至2013年仍未得到改善。企业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逐年下滑(见图3),企业流动性风险已经失控。

图3 “熔盛”流动性指标变化趋势

五、“熔盛”案例的分析

“熔盛”困境的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资源优势—过度自信—过度扩张—现金消耗—过度负债—盈利下降—风险失控”。下面对其中的关键节点进行分析。

(一)产业赶超目标助推船舶制造业逆势发展

“熔盛”的成立与发展完美契合了我国船舶工业产业政策的诉求和预期。曾有研究(韩康和刘如望,1996)指出未来10-15年左右的时间里,只有中国的船舶工业才有可能作为现代大工业部门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2-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获得突破性发展。在产业赶超的理念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船舶工业产业政策⑤。随着2008年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爆发,航运业和造船业进入下行周期。我国政策部门强化了产业政策的运用,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为广泛、细致和直接(于立和张杰,2014)。我国将装备制造业和造船业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于2009年发布了《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和《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具体造船产量和完工量都提出了目标⑥。产业政策的强大刺激伴随着4万亿 资金的陆续投入,我国航运业和造船业出现逆势增长,2010年我国船东的订货量位居世界第一。

(二)地方政府支持拉动后发企业快速发展

企业背后的政府支持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重要诱因。何淳耀和孙振庭(2012)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省级政府在对地级市市长进行考核时,倾向于将市长们任期内的经济绩效纳入公开的考核体系之中,以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船舶制造业属于资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地方经济带动性强,2003年,江苏省提出沿江大开发,如皋市将船舶工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予以支持,意欲打造“中国船舶工业第一城”。作为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熔盛”从落户如皋,就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征地、拆迁、审批、用工、用电和融资等全方位的支持。在“熔盛”迅速发展的带动下,船舶配套产业产生集聚效应,如皋市也实现了县域经济跨越赶超,2003年至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幅连续5年位居南通6县(市)第一,成功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50强。

(三)政策性融资便利加剧管理者过度自信

在产业政策的规划下,银行一方面保证企业在建船舶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按期到位,允许船东推迟接船的船舶企业贷款展期,并加大船舶出口买方信贷,对中国造船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政策环境和地方政府干预使“熔盛”成为多家银行的“优质”客户,银行授信是企业进行流动性管理的主要渠道,具有产业梦想的“熔盛”高管对企业的发展前景更加自信⑦。连年攀升的财政补贴也一定程度帮助“熔盛”延续了规模化发展模式。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整理,“熔盛”在2010年-2013年获得的政府补贴与银行授信变化趋势见图4。

图4 政府补贴与银行授信变化趋势

(四)媒体报道与赞誉激发高管产业抱负

受产业政策的鼓舞,“熔盛”的发展引发业界媒体和专业机构的广泛关注⑧。“自信”、“有胆略”是公司高管留给媒体的突出印象。媒体报道也进一步感染了管理层的非理性,大量媒体报道充斥着“产业报国”、“船舶工业的希望”、“有望跻身世界500强”等表述,更加坚定了企业规模扩张和快速发展的非经济目标。专业协会也授予“熔盛”及其高管诸多荣誉和社会声誉,使之更加受到地方政府和银行的重视。这种表面的“良性”循环无疑助推了高管谋求快速发展的冲动,使其在对投资机会判断时充满信心。

(五)基于赶超产业政策的投资羊群行为

赶超产业政策使社会对发展方向有前景的产业具有共识,出现“投资潮涌”现象,但投资设厂过程中行业内各企业对投资总量信息难于估计,导致了事后产能过剩的发生(林毅夫等,2010)。“十五”期间,沿海省市多把造船工业列为地方性支柱产业,船舶企业的数量和产能不断增加,大多数规模较小的船企无法进入高附加值业务和海洋装备市场,导致传统船型生产销售的激烈竞争,价格被不断压低。而国际船舶制造业早已酝酿升级转型,在2007年,国际海事组织(IMO)陆续推出关于节能、减排、安全等造船业强制性规定,随着行业标准强制执行,国际市场对传统船型的需求大幅下滑,国内造船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⑨。

(六)过度扩张引发企业流动性来源结构失衡

激进的资本扩张使“熔盛”的现金储备常年处于较低水平。图5和图6分别显示2009年至2013年“熔盛”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比率与A股船舶制造业上市公司⑩(证监会行业分类C7525)同指标均值、交通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证监会行业分类C75)同指标均值的对比。可以看出“熔盛”的资产负债率一直高于同行业均值,且现金比率除IPO当年高于船舶制造业均值外,其余年份均显著低于同行业均值。单一的融资渠道对企业融资成本、财务状况和未来融资能力都造成不利影响。随着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日益显现,公司2013年度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图5 “熔盛”与同行业资产负债率对比

图6 “熔盛”与同行业现金比率对比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管理者过度自信认知偏差受到产业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凸显了从微观角度分析产业政策效应的重要意义。最后,本文提出一般性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

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在深层次上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有着内在的矛盾,引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是“协助之手”的最终来源(周黎安,2007)。产业政策暗含的“租金”和“寻租”使政府干预经济、试图通过产业政策促进产业成长面临着风险(俞静,2006)。政府选择对市场机制的替代往往造成资源错配,与产业政策配套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在短期内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使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难以发挥,造成特定行业企业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业务升级转型,甚至进一步造成产能过剩。

(二)获得地方政府扶持的企业在预算软约束下追求超速发展

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遵循市场规律、存在成本硬约束的企业。在经济转型阶段,不仅国有企业对政府依赖程度较高、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民营企业一旦承担地方经济赶超的任务,其经营管理也会呈现预算软约束的特点。为了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地方官员会动用财政和金融等政策手段支持企业扩张,由于政府的信用背书,一些本应对生产要素价格和市场风险更加敏感的民营企业在市场非理性感染下加速赶超发展。

(三)产业政策对认知偏差的激化使企业风险管理面临挑战

政府在判断产业发展方向和风险评估方面并不具有信息优势,阶段性的产业振兴与刺激政策只能短期内带来市场的繁荣,无法扭转经济运行规律。在经济衰退环境下,只有适度减少投资、持有更多的现金才能满足企业的预防性需求。扶持与鼓励型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偏误,使其无法正确判断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盲目扩大投资和融资规模,导致企业流动性来源结构长期失衡。一旦进入产业下行周期,快速扩张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减少产业政策等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手段的运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相关政策部门应从由生产要素提供向制度要素提供转变,侧重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重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在金融服务、产品研发、信息收集和评估等方面的作用,实现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2)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由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变为更具综合性的多任务、多维度的指标体系,考虑纳入环境质量、群众满意度等相关要素,以尽量减少地方官员干预资源配置的扭曲行为。(3)企业应通过内控与治理机制对管理者可能出现的过度认知偏差进行监督和纠正,根据自身行业特征把握企业现金流的趋势,完善资金运行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防止局部资金链断裂引发系统性风险。

①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产业政策大致可分为鼓励(扶持)类和限制类,根据研究主题,本文的产业政策限定为鼓励(扶持)类产业政策。

②公司CEO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开快车反而更安全”、“决定能否获胜的并不一定是企业实力,而是我们是否有能力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的想法变为现实”。见《有速度才会有高度》,载于《中国船检》2010年第10期。

③该项目被列入安徽省2010年“861行动计划”和合肥市“十二五”规划重点推进项目,但受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基建投资速度放缓等负面因素影响,2013年“熔盛”的工程机械板块收入为1680万元,较2012年期间收入人民币2.09亿元下降92%。

④2012年8月,随着营业收入的下滑和资金链的紧张,企业宣布放弃收购全柴动力。

⑤如2006年发展改革委发布《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年国防科工委先后发布《船舶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及《船舶配套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⑥《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划期为2009年至2011年。规划的基础目标首先强调“稳定造船订单,保持生产增长”,并明确“今后三年船舶工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力争2011年造船产量达到5000万吨,船用低速柴油机产量达到1200万马力;2011年造船完工量占世界造船完工量的35%以上,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市场占有率达到20%,海洋工程装备市场占有率达到10%”等具体规划目标。

⑦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造船订单顺利履约后,CE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银行不是没有钱,关键是对你有没有信心”、“中国的银行恰恰受冲击最小,这正是中国造船业抓机遇的最大保障,而如何利用好这一优势,将是我们整个行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一切的基础,皆源于信心”(杨培举,2009)。在此次采访过程中,CEO多达十五次提及“信心”。见《别被BDI指数迷惑》,载于《中国船检》2009年第1期。

⑧据笔者在CNKI的搜索结果显示,刊登于公开出版的杂志和报刊中标题包含“熔盛重工”的文章在2006年至2011年一共有103篇,其中报道内容偏向负面的仅有4篇。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媒体关注也部分存在“熔盛”主动曝光的原因,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媒体关注能够通过情绪感染和市场迎合助推管理者自信,企业主动曝光也说明企业存在迎合行为,并已经展现了“自信”。

⑨2009年,工信部表示我国船舶一年正常情况下有效需求是5000万吨左右,但是船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6600万吨,过剩产能约占总产能的1/4。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披露,2012年底,中国船舶产能利用率为75%,财政部2013年7月发布的《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建议》显示,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50%左右,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⑩船舶制造业(C7525)A股上市公司有三家,证券代码分别是002608、300123和600685,其中300123在2010年现金比率大于1,作为异常值剔除。

作者介绍:毕晓方,张俊民,李海英,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3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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