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实践的失败和清学的兴起
长久以来，明清易代一直被视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不可轻忽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注重实用性和客观标准的清学逐渐取代思辨的形上的宋明理学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传统的研究在考察这一转变的原因时主要着眼于学术重心的移易以及问学方法的革新，因而倾向将其解释为空言心性之玄谈的反动1或者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2缺点显而易见，若将理学和继起的清学仅仅看作纯粹的学问流派则势必忽略了儒道作为信念诚挚的政治运动的另一面相。本文尝试以理学政治实践的失败为线索探讨清学兴起的内在缘由――我的看法是由此而生的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使得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而造成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根本逆转。
一
至少在其信从者的心目中，新儒学始终是某种"为万世开太平"3的理论指南。作为这一思想运动的创发者，大程子和小程子坚信政治的本质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施政之时的心理动机――"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4很明显，在程氏兄弟看来，理想的政治应当确立在动机纯正的心思念虑的基石之上。王霸之辨后来在南宋时期开始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论题――其时，孱弱的中国国家在女真铁骑的威胁之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在一次著名的论诤中，永康学派的陈亮尖锐地批评新儒家注重道德动机的思想倾向，他进而表彰象汉祖唐宗那样因杂用霸道确立了丰功伟业的英明君主。作为陈氏之论敌，理学巨子朱熹坚持认为汉唐君主的为政理念未有一毫免乎利欲之私，因而即便创建了伟大的事功亦无足称道。朱子心目中的"英雄"永远属于儒家经典所称美的德行纯粹的三代圣王。这场论诤的言外之意无非何为国家行为之鹄的：繁荣昌盛有如汉唐帝国的政治社会，抑或以"唐虞三代"之名为标帜的理学版本的乌托邦？陈亮以南宋所遭遇的困境为蔑以加矣的头等大事，而朱子则将彼时之困境视如千秋万代的共同困境――如果使人类超脱动物界趋利避害的竞竞 争法则。这唯利是逐的"自然法则"在新儒学圣人的眼里实是极不自然的。朱子与陈亮之间的三代汉唐之诤并非纯粹的学术论辩，盖因程朱一系的学说后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从而升格成指导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人性之完善为基石的"三代"由此悬为国家行为的既定方向，而政治家正心诚意的个人修养则普遍视作臻于此境的不二法门。仍有争议的只是心性工夫的具体方式：以正闻熏习之道问学为主还是以诚明自照之尊德性为主――由此而生程朱、陆王千古不可合之同异。
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朱子确立了一个以单纯明晰的世界模式为内核的伟大的形上学体系：宇宙本体太极或理逻辑地先于具体的物质形式――气；在现实世界中，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和集相资、散为万殊；理气反映在精神品质上分别是浑然至善之性体与阴阳偏至之气质――前者粹然天赋，因后者之清明昏浊或隐或显。既然人性纯善无恶，只为外在气质所蔽，那么只须格物致知，即可由正闻熏习证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5的本来面目，从而合内外之理为一。由此而言，通过内心修养使为政之动机逐步超脱自然法则的可行性自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朱子的宇宙观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天理世界"而非"人欲世界"的画图，易言之，一幅理想世界而非现实世界的画图。显而易见，宇宙论的构造完全从属于人性论的构造，而人性论的构造又完全从属于理学政治实践的需要。这一世界模式的实质由朱著《易本义》卷首所附包括"河图"、"洛书"在内的九幅易图揭示无余。河图、洛书据说是某种传自古圣伏羲的神秘的图像，具体的内容因典籍记载简略不得其详。到了北宋的时候，理学家邵雍将两幅由黑白点组成的数阵配成"天干地支"，从而"复制"了久已? Т?暮油肌⒙迨椤Ｋ????普?钦馐?笏?逑值南忍斓牡览泶丛炝擞钪嫱蛴校?⒁欢燃だ??朔⒚髯魑?兑住分?吧淼陌素浴?quot;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6同时代的程氏兄弟对此惊人的"发现"始终无动于衷，而继承其衣钵的朱子则明确地将邵氏之数阵与易道之间的关联作了充分肯定。以为其理"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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