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夫子的双重标准
在我一向的印象里，孟老夫子是个思想严肃、语言雄辩、行动方正的人，责人和律己都很苛刻，远不如孔子的随和与平易。但这次为了要找一段原话，把孟子书又粗粗翻了一遍，却有另一种印象产生出来，觉得孟夫子他老人家其实并不缺乏现实感和灵活性，例如，与君王谈话，跟与知识分子谈话，两种场合下，他就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双重标准。
孟子听说齐王爱好音乐，就去见齐王，想从这一点开导他行仁政。齐王倒有自知之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却说：“这个不要紧，即使你所好的不是经典音乐，不是高雅音乐，而是流行歌曲甚至是靡靡之音，只要你能够‘与民同乐’，让黎民百姓都能享受音乐，就是行仁政了。”齐宣王深知自己不是做仁王的料子，屡屡逊谢：“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一概原谅：“不要紧，不要紧，这些都不要紧。‘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你有勇敢精神，老百姓就安全了；你爱财，就让老百姓也都有发财的机会；你好色，就让老百姓也都能男欢女爱，‘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不就是施仁政了吗？”孟子将王自己都承认的毛病统统当作优点肯定下来，唯一要求他的是推己及人，“与百姓同之”。
孟子进一步教导齐王：肥甘足于口、轻暖足于体、采色足于目之类均是“小欲”，为王的就该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小欲、大欲虽都是世俗的情欲，在王者则都与仁政无妨，“大欲”尤其是将仁政扩大出去的起点和动力。
但是对知识分子，孟老夫子就没有这么宽容了。他严格区分“天爵”与“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如果说，“人爵”是小欲，“天爵”是“大欲”，那么这“大欲”已不再是世俗情欲，而是道德理想。孟子要求士君子们主观上只能追求天爵，不能追求人爵。他表扬古时候的知识分子：“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批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对君王的“行仁政”要求，相应到士君子方面，该是“行仁义”吧；如果“要人爵”的知识分子自己承认：“鄙人有疾，鄙人好官”，“鄙人有疾，鄙人好禄”，按照劝喻齐宣王的理路，孟子他应该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你得了高官厚禄，能够经常惦记着更多没官做的朋友，想方设法多搞出一些官位来，让大家都过把瘾，就是行仁义了。”但他并不这样说。
孟子对君王，只要求行仁政就可以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则苛严得多：“行仁义”远远不够，必须提升到“由仁义行”。在孟子看来，“古之人”的“修其天爵，人爵从之”，是“由仁义行”；而“今之人”的“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只不过是“行仁义”；“行仁义”很虚伪，结果将是“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一方面是和颜悦色，多方劝喻，只希望做君王的能行仁政，另一方面却疾言厉色，严肃批评，不满意知识分子的只行仁义。这不明摆着是双重标准吗？
依据“由仁义行”的高标准，孟子对连孔子都赞不绝口的管仲也不屑一顾。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是在孟子看来，“以齐王，由反手也”，以齐国为根据地，王天下都易如反掌，管夷吾才不过称霸而已。公孙丑好意地将孟子与管仲比论，老人家却像受了侮辱一样，气不打一处来。孟子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名过其实，不能开大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名誉超过了实际，是君子人，就应该感到羞耻。但他向“行仁政”的君王提建议，恰恰用的是齐人的俗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久困于虐政的人民，往往容易把期望当作现实，把任何新主都当作仁德之君来欢迎，孟子审时度势，大声疾呼抓住机遇：“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他没有想到，历史的事实则一再证明，这样子的“解民于倒悬”，其实是更大更典型的“声闻过情”。
然而，却不能将孟子对为王的要求低，对知识分子的要求高，搞了双重标准，视为自相矛盾，更不能视之为机会主义。孟子确有现实感，但其现实感是理想主义的，不是机会主义的。孟子的双重标准，乃是他独特的内圣外王理想架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孟子的内圣外王理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用一句话来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不能随便呼来喝去想见就召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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