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国内制度框架
在殖民地时期，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经济对国际贸易是“开放”的，这一时期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阶段是扩大过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来，在像韩国和台湾这样的东亚经济中，最初因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而开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显著扩大和相应的经济高增长率，是国内制度框架深化的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仅根据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有效的特定资源的配置还不能充分解释扩大出口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增长的某些“残留”原因。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传统的”和“无组织”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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