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条件、转轨方式与经济绩效
一、中俄经济绩效差异俄罗斯是实行激进式过渡的典型国家，与实行渐进式过渡的中国相比，不仅过渡方式明显不同，而且经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改革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从1979年至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这种增长速度只在60年代的日本和70 年代的“四小龙”经济起飞过程中出现过。而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1999、2000年经济较有起色以外，经济一直大幅度下滑，呈现为负的增长率，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下降幅度大大超过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
这种绩效差异使得关于中俄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极为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界所关注，而绩效差异及其原因本身就是这种比较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解释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差异这个问题上，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双方尽管在诸如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等方面没有什么分歧，但在具体应该怎样操作实施上却有重大分歧，特别是双方在如下两个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第一，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主要是源于转轨方式的差异还是源于初始条件的差异？第二，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是否具有一般性？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别的转轨国家？可以说，在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差异这个问题上，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之争实质乃是“初始条件”与“转轨方式”之争。
二、“初始条件”与“转轨方式”之争
激进主义认为：中国的经济绩效好主要得益于其有利的初始条件，俄罗斯的经济绩效差也主要是因为其不利的初始条件的缘故。由于初始条件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是不能移植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事实上，在激进主义看来，渐进的改革方式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果不是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而是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中国的经济绩效应该更好。（Sachs and Woo，1994a，b，1997；世界银行，1997）
首先，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前苏联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其次，中国的国有部门规模很小，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有部门则涵盖了包括农业人口在内的几乎全部人口。
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两国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在改革初期，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面临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而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它们面临的则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所有主要集团都可以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中获益。然而（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往往充满矛盾，衰退部门的劳动力要竭力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生活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绩效比中国差得多的原因。萨克斯和胡永泰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绩效好与中国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并无什么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有关。
由于中国的国有部门小，而前苏联的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整个经济，国有部门又是受到补贴的，这使得在中国靠增量的方式发展非国有部门易，在前苏联靠增量方式发展非国有部门难。中国非国有部门增量上的迅速成长依赖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既无法指望依靠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也无法指望依靠劳动力从国有工业部门流出，在增量上来发展非国有部门。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unique），是无法移植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事实上，在萨克斯和胡永泰看来，渐进式改革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移植到俄罗斯的。“假若把中国式道路搬到俄罗斯去，那无异于如同让俄罗斯放弃种小麦而改种水稻来解决农业问题一样愚蠢。”
渐进主义则认为：渐进的改革策略是中国经济绩效好的关键；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具有一般性，是可以移植到别的转轨国家的。林毅夫等（1994）就明确指出：“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