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等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把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化和动态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出现了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教授萨缪尔森(Samuelson)、托宾(Tobin)、索洛(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尔多(Kaldor)、斯拉法(Sraffa)以及意大利的帕西内蒂(Pasinetti)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学派在有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资本理论、均衡增长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伴随着“剑桥之争”而产生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带有深刻的“新古典传统”，因此，本文把现代主流经济学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几个基本经济学命题上，正像新剑桥学者所揭示和评论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本文试图对这些逻辑悖论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和反思，以期从逻辑的“一致性”角度探讨消除“悖论”的可能出路。一、悖论之一：利润率（利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
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猛烈的批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出现了资本计量的悖论，这个悖论引发了新古典经济学一系列相关命题和假设的矛盾，因此，资本计量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资本计量悖论，简单地说就是：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供求均衡时的利润率（利率）恰好等于产量对资本的导数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注：在新古典竞争均衡条件下，利润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这就要求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到确定；但是资本本身并不能独立于分配而预先确定，随着工资率的变化，从而利润率变化，相对价格会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会出现对资本价值的重新估值，资本价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决于工资率或利润率的配备，资本量是利润率或工资率的一个函数（注：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李嘉图最早涉及，威克塞尔(1893)较早就进行了说明，后来罗宾逊(1956)、斯拉法(1960)等经济学家都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利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求解利润率（利率）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即已知利率(r)求资本(K)，再通过资本求利率的循环。
新古典关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原理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从微观方面而言，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加以表示，产量Q=f(L,K)，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利润率，工资率，根据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质，则产品的价值构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种要素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率获得收入，正好把产品价格“分配净尽”。因此，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从宏观方面而言，萨缪尔森等新古典学者将C-D生产函数Y=AL[α]K[1-α]加以运用，并把它变成了论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工具。一方面，他们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证明，在C-D生产函数中，产量对劳动、资本两种投入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即α和(1-α)，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各自所占份额（前者约占3/4，后者约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数理方法进行证明，所谓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分别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总产出的结果。因为，将它们分别乘以各自的投入总量L和K，再分别除以总产出Y=AL[α]K[1-α]，便会分别得到α和(1-α)，它们的经济含义显然就是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从上述宏观或者微观角度的论证来看，新古典的边际分配原理似乎天衣无缝。但是，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新古典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即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因为，一旦我们从价值（价格）总量考察资本量(K)时，马上就会发现，资本量又与利润率(r)、工资率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