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时而写的实践批评与文化研究:台湾报纸副刊的晚近转变及其意义
「政治里的公共场域是从文学世界的公共场域演进而成；透过大众舆论的媒介，此一公共场域使国家得以了解社会的需要。」﹙Habermas 30-31﹚
「改革是如何将冲突凸显，使之更为易见的问题，而不仅是针对利益或机构的僵滞。从这些冲突与面对之中，新的权力关系必然崛起，其初始、暂时的表达将会是一种改革。」﹙Foucault 156﹚
本文拟探讨近十年来台湾报纸副刊内容及版面的转变，尤其针对大量涌现的社会评论及文化研究论述，观察它们何以能压抑、取代了文学、传记、武侠、旅游等传统表达形式。透过文化研究的方法，我想对副刊的生产、消长、社会参与等角色，提供初步的分析与反省，并将这些新兴的评论文章界定为－－为现时﹙与现实﹚而写﹙writing to the moment﹚的实践批评﹙practicing criticism﹚，进而就其可能投射出的新权力关系作简略的评估。我不打算在此提及某些特殊篇章，也无法涵盖各种报纸副刊，大致上只是以不偏不全的方式，试论几个大的转变及其意义。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些评论在「产业化的公共场域」﹙industrialized public spheres﹚中如何制造出阅读社会文本及身体的欲望，如何以其文字达成实践批评，发挥社会及政治功能；同时，我也想藉此一主题，管窥边陲文化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跨国信息所构成的新殖民与后殖民之交织网络中进行其拨用﹙appropriation﹚与跨国本地化﹙translocalization﹚的文化生产活动。﹙注一﹚拿这两大线索作为根据，本文想谈底下几个面向：副刊的转变与教育、政治、媒体、次文化发展的关连；本地双语知识分子引介当代文化研究成果的微妙位置及其矛盾修辞；专业及大众知识的互通声气与其潜在冲突，也就是学院菁英与激进人士在打破高、低或上层与通俗文化之分野时，如何被他人定位的问题；乃至于公共议题﹙public issues﹚与知名度﹙publicity﹚所造成的作者与阅读社群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及随之而起的文化性别、族群、阶层、价值认同与社会作用等。
有关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方法，已有不少论述﹙如Hill；Johnson；Leitch等﹚。最近出版的文化研究读本更是纷纷以大量篇幅，将英、美、澳、印及其它地区的成果加以汇集﹙如During；Grossberg；Turner 等﹚，显示出文化研究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已成为显学，不但是一些出版社的主要兴趣之一﹙最可观的是Routledge, Westview，连以往较保守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成立文化研究丛书系列﹚，俨然是学院里的百灵丹。不过，也因此，文化研究的具体对象及方法变得过份浮泛。但是若以较正面及实用的观点来看，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当重要的学术潮流。比较文学者学者巴丝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文化研究的兴趣及其历史意义，可说是与比较文学在十九世纪的盛况十分类似，均是面临时代的大变动，针对文化、语言、国家、历史与认同等概念的转型，提出跨科际的方法，修正既有的研究领域及其题材﹙45-47﹚。
霍尔﹙Stuart Hall﹚及杜灵﹙Simon During﹚等学者均以50年代为文化研究﹙或说正确一点，英国文化研究﹚的起始期，并以何伽特﹙R. Hoggart﹚的著作如 The Uses of Literacy﹙1957﹚，威廉士的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甚至较晚出由汤普森﹙E. P. Thompson﹚所写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8)，为早期的代表作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