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密集型成长战略
密集型成长战略，也称为加强型成长战略，是指企业充分利用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潜力，强化现有产品或服务竞争地位的战略。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简析密集型成长战略，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简析密集型成长战略1
密集型成长战略，也称为加强型成长战略，是指企业充分利用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潜力，强化现有产品或服务竞争地位的战略。
密集型成长战略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市场渗透战略、市场开发战略和产品开发战略。
(1)市场渗透战略
市场渗透战略是指企业通过更大的市场营销努力，提高现有产品或服务现有市场份额的战略。
市场渗透战略的主要实现途径包括提高现有顾客的使用频率、吸引竞争对手的顾客和潜在用户购买现有产品。
实施市场渗透战略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销售人员、增加广告开支、采取多样化的促销手段或加强公关宣传。市场渗透战略既可单独采用，也可同其他战略结合使用。
市场渗透战略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①企业产品或服务在现有市场中还未达到饱和;
②现有用户对产品的使用率还可以显著提高;
③整个产业的销售在增长，但主要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在下降;
④历史上销售额与营销费用高度相关;
⑤规模扩大能够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
(2)市场开发战略
市场开发战略是指将现有产品或服务打入新市场的战略。市场开发战略的'成本和风险也相对较低。实施市场开发战略的主要途径包括开辟其他区域市场和其他细分市场。
市场开发战略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①存在未开发或未饱和的市场;
②可得到新的、可靠的、经济的和高质量的销售渠道;
③企业在现有经营领域十分成功;
④企业拥有扩大经营所需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⑤企业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
⑥企业的主业属于正在迅速全球化的产业。
(3)产品开发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是通过改进或改变产品或服务以增加产品销售量的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的实施途径包括开发新的产品性能、型号、规格和质量差异。实施产品开发战略通常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费用。
产品开发战略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①企业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信誉度和顾客满意度;
②企业所在产业属于适宜创新的高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
③企业所在产业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④企业具有较强的研究和开发能力;
⑤主要竞争对手以类似价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
简析密集型成长战略2
摘 要：面对中国具有无限供给特征的劳动力资源，很多经济学家通常具有劳动密集型战略发展的偏好，误认为技术集约与充分就业负相关，从而坚持劳动密集型战略有利于发挥劳动成本优势和实现充分就业等不当主张。而事实上劳动密集型战略面临着技术和效率两方面日益强化的刚性约束，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集约型战略将会长期促进充分就业和提升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而劳动密集型战略则内涵了诸多的负面效应，中国高就业压力的根源也另有所在。中国应采取科技密集和创新主导的集约式经济发展战略，以此作为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创新路径。
关键词：劳动密集，竞争优势，充分就业，发展战略
很多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鉴于中国具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企业用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替代价格相对高昂的技术，既可以使中国产品具有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充分就业，因而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他们大同小异的各种文字表述之间，实质上普遍地暗含了劳动密集与充分就业“正相关”的基本观点。在分析方法上，大多是就现有就业机会尽可能平均分配的静态分析，而不是基于长期竞争力提升和就业创造的动态考察，普遍开错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战略处方。本文作者理性分析后认为：劳动密集型战略不宜提倡，而科技集约型战略既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也更加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根本路径和首要方略。
一、劳动密集型战略的两大刚性约束：技术与效率
目前普遍流行的劳动密集型战略的理论倾向和政策建议，其关键词是“劳动密集”，其潜台词是尽最大可能地用劳动替代技术，其模式是对人力资源的粗放配置，其理论“基因”源于计划经济。从表面看来，劳动力过度丰裕必定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推行劳动密集型战略似乎既具有国际贸易的劳动成本优势，也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劳动密集型战略存在两大刚性约束。
（一）劳动密集面临着技术刚性约束
在知识创新浪潮引领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从静态层面进行分析和描述，既不是所有产业也不是多数产业可以大规模推行劳动替代技术的发展路径，而且从动态视角进行考察和判断，可替代的产业界面也会日益缩小，可替代程度会愈加有限。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日益提速，现在绝大多数产业中无法靠主观就业意愿来实现劳动对技术的替代过程，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体系所自然固有的刚性约束。在现代农业生产管理的耕作、育种、播种等几乎所有环节，都存在着先进技术大规模地替代人力劳动的广阔空间和普遍趋势。现代工业生产程序越来越复杂，其精度要求日益提高，其环境要求也愈加苛求（如高温、高压、无尘、辐射等），这些要求更非人力所能胜任。手工劳动无法生产现代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使得人力可以替代技术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少。人为的强行替代必定会扭曲产品技术要求，造成劣废产品和资源浪费。在现代高智能、高科技、创新型和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服务业领域中，大体也是如此。技术进步刚性或提升粘性，使得劳动替代技术仅仅局限于很狭窄的传统产业领域，而且也仅有越来越小的可能性。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在评价中国经济时曾精辟指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知识创新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劳动密集型战略面临着很多无法克服和日益强化的技术刚性约束，不具有产业普适性和战略长久性。
（二）劳动密集未必便宜或可能更昂贵
如果因为中国工资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就认为中国具有劳动成本优势，将会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误解。因为是否具有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不是根据工资绝对水平差异，而是根据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单位产品成本中工资含量的多少。如果中国工资绝对水平低于其他竞争性国家，但其劳动生产率比其他竞争性国家更低，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具有劳动成本优势，恰恰相反的是具有劳动成本劣势，在中国使用工资虽低，但劳动生产率更低的劳动力非常不划算，劳动价格不是低廉而是昂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Allan A.Sehmid）的一个研究结论是：“低工资绝对不能等同于低廉的劳动力。”我们假定中国与某一竞争性国家A生产同一种国际市场竞争性产品B，中国工人日工资仅为A国工人日工资的50%，但中国工人日生产率却仅为A国的25%，其结果是，A国生产单位B产品的工资费用却仅为中国生产单位B产品工资费用的50%。在国际竞争性市场上，反而日工资水平高的A国生产的B产品具有劳动成本优势，而日工资水平低的中国生产的B产品却具有劳动成本劣势。国别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优势不在于劳动工资水平高低，而在于劳动生产率高低，只有把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分析劳动成本问题，才能真正确认是否具有劳动成本优势，从而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单就工资水平而言，无法确认是否具有劳动成本优势。因为根据效率工资理论和众多国家经验，恰恰是高工资水平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高生产率与高工资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互为根本解释变量，与劳动密集型必然相伴随的低工资必定导致更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单纯依据中国工资水平低而确认中国具有劳动成本优势，进而普遍主张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就显得非常草率、过于简单和十分片面。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曾经指出：“德国技术工人的工资成本是中国技术工人的15倍，然而，德国仍然是强大的制造业中心。……首先每单位产出的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在低工资地区也许不一定会较低，因为较低的工资可能会被更低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概而言之，劳动密集只能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或集中投放，从而只能导致“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之劣性均衡的长期存在，这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经济陷阱。
二、技术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充分就业
人们担心如果选择了技术集约型战略，将会因“机器排挤工人”而导致失业加剧。作者的答案则相反：与劳动密集型战略相比，技术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和实现充分就业。因为：
（一）技术集约可以增加原有产业的就业机会
人们在讨论机器排挤工人或技术替代劳动时，通常隐含了原有各产业规模不变的前提或假定条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随着技术大量替代劳动，首先是产量递增和成本递减，其次是价格下降并创造需求，再次是需求拉动并扩大原有产业规模，最后是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普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某一产业通过采用新技术而率先发展必将会推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这种推动力会通过两条路径来传递：第一条路径是对相关产业的供需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产业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一个产业通过技术集约得到了大发展，必然要求其上游产业供应更多原材料，从而拉动了上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它又能为其下游产业提供更有效率的原料产品，这又推动了其下游产业的发展，而该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又会影响与自己邻近的产业，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产业扩张效果和升级反应。第二条路径是技术外溢。许多技术尤其是那些通用技术在原有产业实现突破之后，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外溢到其他产业，促进了这些产业规模的扩张，为这些产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技术进步对相关产业的积极效应，无论是通过供求来影响还是通过技术外溢来实现，在促进这些原有产业升级发展并使之更大更强的同时，也必将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著名美国管理学大师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曾经明确指出：“各行业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革新，无论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机器，还是引入了更好的工作方法，所带来的是所在行业工人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不是更多的工人失业，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需要更多的工人投入到工作中去。”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进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从而必定引发持续扩张的劳动需求。
（二）技术集约可以催生新兴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就业增长源
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发现，从1820-1999年，世界人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从10亿猛增到60亿，而今这一人口数字已增加到65亿之多，这些新增人口的绝大部分就业机会，都是由新兴产业部门来提供。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集约型增长方式，使得“人均产量的大幅增加，只会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导致更多的工人失业。这样就彻底推翻了‘工人产量的增加，带来的是其他人的失业’的谬论。”“在1939年的职业名称字典版本中，它包含有17500个职业名称。在1977年的版本中，有210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这个字典中。在1996年的版本中，又有84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去。”这说明技术进步和技术集约将会创造更加多样化的职业结构，从而使得就业机会增多。劳动密集型战略主张的基点在于对既有规模就业蛋糕的聚众分割，而不是着力于将经济蛋糕做大的就业机会创造，尽管因形式上具有“民本主义”浪漫色彩而非常动听诱人，且很容易迷惑政府和公众，但却是一个既无效率也不公平的“发展陷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分析美国经济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时就曾经指出：“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但并没有导致工作机会的净损失，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这种损失。”“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间新增了45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要远远多于制造业所丧失的机会。”技术集约和产业升级肯定会导致就业变化，在短期中也会表现为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就业机会丧失，但从长期趋势和宏观总量分析，由此所产生的就业机会增量，在抵消了短期的结构损失之后，则必定会出现更多的长期性宏观总量剩余。
三、劳动密集型战略的长期负面效应
（一）劳动密集无法造就国际竞争优势
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长期竞争优势，但与其产品“价廉”显著相关的则是其高新先进科技，技术集约使其生产率更高，反而使其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更低，从而造就了其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其“物美”就更与劳动价格不沾边，几乎完全是依靠高新先进技术。与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科技性能和附加值优势，而极为有限的“价廉优势”也绝对不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密集配置，而主要是凭借廉价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污染，很多资源价格的低廉水平因产权模糊而远未体现其稀缺程度，长期而巨大的环境污染因缺乏有效监管而基本免费，因而中国产品“价廉”根源于资源价格失灵和环境免费污染。但随着中国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的持续加剧，尤其是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和WTO规则全面执行，中国有限而脆弱的“价廉”优势也会消耗殆尽。可以肯定地说，劳动密集型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不会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潜力，更不可能创造、保持和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计划路径依赖强化且对国民长期过度负债
中国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低廉是公认的事实，但这是以长期压低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获取经济发展的可怕代价，有悖于使国民劳动更少和生活更好的发展目的。如果劳动力价格因此而长期低廉下去，国民大众也会失去等待的耐心。“问题的症结主要在国内——通常是来自政治上的因素。”中国不应该为世界经济发展长期提供廉价劳动力，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长期受益而使得中国劳动者继续受穷，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大量外溢而不能使公众所普遍内享，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都不会这么做。这一局面完全是由于无视人民生活质量而使得劳动价格被长期严重扭曲的结果，实质上是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显著恶果，这是一笔政府对人民生活的长期欠账和过度负债。
（三）劣端效应强化且机会成本高昂
可否这样假设：在短期内中国因劳动力资源过度丰裕而采用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式，而在将来失去劳动优势时，再从发达国家购买高新技术而大规模地替代劳动。但是，科技发展有其内在演进变迁的客观规律，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到那时不要说中国将会支付极其昂贵的替代成本，而且也根本不可能从发达国家购买到一流的最新主导技术。国家核心竞争优势就是一个国家经历长期累积和逐步养成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绝对买不来，而且也从未有过买来的先例。中国届时反而将会由于路径依赖性、落后粘性和边缘刚性，而长久地处于国际马太效应的劣端。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因为发达国家的优势非常明显，有实力向本国的工人支付高于发展中国家10倍乃至20倍的劳动报酬。”中国在全球化科技日新月异的急剧变革时代，如果不能够及时尽快地放弃劳动密集型的理论主张、政策导向、路径依赖和发展战略，中国将会为此付出在未来无法承受的巨大机会成本。
（四）挤压技术创新空间并阻抗人口发展
目前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国与创新型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表现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科学研究质量不高，尖子人才比较匮乏和科技投入不足。”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曾经指出：“全世界研究开发工作（R&D）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在东亚进行的（日本除外）；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研发工作仍然是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的。……中国在高科技的制造业方面……与迅速提高的技术完全不搭界。”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长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并有连年下滑的趋势，就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挤压了技术进步和创新替代的发展空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mbush）在评价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时认为：“虽然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与美国相比是低廉的，但这种低成本也反映了生产率的低水平，以及在某些领域……非常低的产品质量。”这何尝不是对中国劳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提示和积极劝告。政府大力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本来是想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但却会降低贸易和分工水平，因而降低全体人的收入，从而最终通常会损害他们。”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劳动密集型，而且劳动密集到了经济效率大量损失和隐性失业不堪负担的程度，其最大弊端就是就业机会的平均分配，导致了长期的共同贫困，阻抗了中国人口的发展进程，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沿袭这条令人困惑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