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闻一多的事例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小编整理的闻一多的事例，供参考！
闻一多的家风故事
躬心似水 笔耕世业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长于诗词曲赋。闻氏家族几代同堂，家里办有私塾，家中子弟除学习《三字金》》《四书》等传统教材外，还学习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课程。“清白乃躬心似水，笔耕世业是家风”，闻家家训要求闻家子弟清白做人，朴实做事，心地善良，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闻一多从读私塾起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一捧起书本就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他热爱祖国文化，尤其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在新婚蜜月中，他也整天不出门，不是看书就是读诗、研究诗。
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闻一多每逢暑假回家，他都把侄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背诗作诗。谁作得好，还给谁发奖品，奖品是他自己用的笔、梳子之类的小物件。
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生计所迫挂牌治印
据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闻一多提倡“诗化吾家庭也”，只要有时间，就教妻子和孩子们学诗，用诗歌感染和熏陶家庭成员。闻一多讲诗歌出神入化，生动传情，不仅把自己融化到诗情诗景中，“而且把孩子们和夫人，有时甚至连做饭的赵妈，都吸引进去了。”至今一提起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闻一多的子女们就会倍感温馨，沉醉在无比幸福的漩涡之中。
勤俭持家 立德修身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不得不雕刻印章以补贴家用。久而久之，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有一段时间，家里饭桌上只有一锅豆渣炖白菜，偶尔吃到一点豆腐，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称它做“白肉”。在昆明的那些年，闻一多先生一家不仅吃得苦，住得也很差。有一段时间，一家八口挤在普通农舍的楼上。晚上，小孩们打地铺，白天卷起铺盖，腾出地方吃饭和读书写字。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望闻一多，看到他们家的居住条件这样艰苦，不禁为之动情。闻一多却念起了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冗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一多感慨地说：“教了好多年的杜甫诗，只有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领会到杜甫的心境和胸怀。”
言传身教 德泽后人
在良好家风的熏染下，闻一多的后辈们都清白做人，朴实做事，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既有学者、教授，也有研究员。无论身在何方，身处哪个岗位，他们都不忘祖辈的教导，家风、家训的传承已深入骨髓。有一次，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和夫人，回浠水参加闻一多纪念活动，夫人误将宾馆房间与自己所带茶盒一样的小盒带回了北京，发现后，闻立雕专程去邮局将茶盒寄回了宾馆，并附言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一次，一名学者前来拜访他，不小心将一把雨伞忘放在他的办公室，时隔数月，闻黎明先生辗转多次，托人将小雨伞送还那位学者手中。
正如闻一多的三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所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他用他自己的言行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闻一多与重九香烟
说起闻一多，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吸烟斗，其实，闻一多与“重九”品牌还有一段故事呢。
1938年初，日军开始逼近华中，武汉大会战在即。
当时闻一多在南迁过程中的临时大学当教授。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
滇军60军受命驰援中原，经过步行48天，才从昆明长途跋涉2千公里，于11月上旬赶到了湖南长沙。60军有个叫王执的副团长，浙江上虞人，跟闻一多的得意门生陈梦家是一个地方的老乡。早年在云南入讲武堂，是陈梦家在1932年于上海参战时有过生死之交的兄弟。后又回云南加入了60军。既然都到了长沙，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一聚。那天陈拉上自己的恩师、大名鼎鼎的闻一多教授，到茶馆酒肆与王团长聚会，王也带了一伙想结识名教授的滇官人佐，桌上竟然坐有十多人。其时，60军已接命令，将于几天之后的11月15日，登车准备经粤汉铁路驰援南京。因此，这顿饭局，大有生离死别的悲怆意味。酒自然是少不了的'，而且一律白酒，用大碗喝。滇官人们以为闻教授是国中名人，也就没人敢劝其豪饮。只是自己行令罚酒，吵吵嚷嚷，未久，个个眼睛就红了。闻一多先是嘴里咬着他那著名的烟斗，冷冷看着。稍倾，捋捋袖子，也端过大碗，与王团长碰碗相敬。有了闻教授的主动加入，喝酒的场面更加热烈，就连那天也在酒肆的完全不认识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后来也加入进来，直把一缸白酒喝罄众人才算做罢。
那天是闻一多第一次与云南人打交道。也在这天，闻一多第一次抽了滇军王团长带去的重九烟。
闻一多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也常抽烟斗，一方面用烟斗表现出了他民主自由的学者气息，另一面抽烟斗也是不得已为之，抗战期间教授的日子也不好过，抽烟斗能省些银两啊。其实他更喜欢抽的还是卷烟。在上海和南京时，他抽“双喜”，在青岛时，他抽的是“红锡包”，后来因为青岛大学发生“驱闻运动”，闻一多去了北京清华中文系任教，也就改抽“大前门”了。而此几种牌子的卷烟，都是以美烟为原料生产的。这也与闻一多早年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校留学的经历有关。闻在美所学专业是美术，闻名于世的却是他的新诗。正是那段留学经历，使闻一多爱上了美烟口味。因此，当那天王团长掏出重九烟时，久未抽过好烟的闻一多大喜，竟然不顾斯文，将一支重九烟几乎没有离口，就抽到尽头了。
临别时，王团长搜尽身上所带的全部重九烟，也就一包零七支。其余官人见状，也纷纷效仿，找出随身所带重九，凑够不到三包烟，悉数送与先生。从这里开始，闻一多对云南人有了很好印象。
临时大学最后迁到了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也在昆明继续做他的教授，安心抽他喜爱的重九。可惜，1946年昆明翠湖边的一声枪声，让我们记住了《最后一次演讲》，却让本该北归的先生永远留在的南国，还好，九泉之下，有好烟陪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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