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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原登乐游原》原文及赏析
《乐游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此诗赞美夕阳下乐游原的风光,表达自己当时复杂的感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乐游原登乐游原》原文及赏析,欢迎阅读。
乐游原/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译文
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
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
注释
乐游原:在长安(今西安)城南,是唐代长安城内地势最高地。汉宣帝立乐游庙,又名乐游苑。登上它可望长安城。乐游原在秦代属宜春苑的一部分,得名于西汉初年。《汉书·宣帝纪》载,“神爵三年,起乐游苑”。汉宣帝第一个皇后许氏产后死去葬于此,因“苑”与“原”谐音,乐游苑即被传为“乐游原”。对此《关中记》有记载:“宣帝许后葬长安县乐游里,立庙于曲江池北,曰乐游庙,因苑(《长安志》误作葬字)为名。”
向晚:傍晚。不适:不悦,不快。
古原:指乐游原。
近:快要。
赏析
在此笔者认为这首诗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当诗人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时,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
此诗前两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点明登古原的时间和原因。“向晚”指天色快黑了,“不适”指不悦。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着车子外出眺望风景,于是登上古原,即乐游原。自古诗人词客,善感多思,而每当登高望远,送目临风,更易引动无穷的思绪:家国之悲,身世之感,古今之情,人天之思,往往错综交织,所怅万千,殆难名状。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叹,恐怕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李商隐这次驱车登古原,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适”的情怀。
“夕阳”一句,向来被认为是诗人对繁盛的唐帝国即将衰落之感叹。大唐王朝繁盛一时,可如今就如同这夕阳般西下,好景不长。故而这句诗长久以来是这样翻译的:“夕阳无限的美好啊!但是已经快要落下了。”李商隐身处的晚唐,总有一种极致奢华过后的颓废感,故而此诗理解为李商隐对唐帝国的感叹。这种美好事物即将消逝沉落的失落感深深地烙在晚唐的每一个诗人身上,故而晚唐诗人的诗作比起盛唐总少了那种英姿勃发的自信感,大多消沉颓丧、含蓄委曲。如同本诗,在带入李商隐所处时代之后,本是平凡朴实的语言,却带着一种隐隐的失落感,毕竟那是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一个帝国,其衰败之境怎么可能不让人伤心?
不过此诗亦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在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术界的认可:这种观点认为“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故而后两句应该翻译为:夕阳无限的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啊!笔者考证了许多关于此诗的资料,发现自明清开始,一直以来对后两句的解释都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关于“只是”二字的用法,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在晚唐时期都有“因为”的意思,比如李商隐本人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况且此诗为诗人游玩时一时兴起所做,未必能刻意将“夕阳”这一意象比作晚唐,只不过是当时情于境合、自然而然罢了。而这种解释自然让全诗没有了上种解释的伤感,却有了一种赞叹大自然之美景的壮怀之感。虽近黄昏,但是却依然能感受到美,这种情感积极向上,与之前的解释截然相反。
此诗不用典,语言明白如话,毫无雕饰,节奏明快,感喟深沉,富于哲理,是李诗中少有的,因此也是难能可贵的。
创作背景
此诗当作于会昌四、五年(844、845)间,时义山去河阳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
鉴赏
玉溪诗人,另有一首七言绝句,写道是:“万树鸣蝉隔断虹,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渊〕宿,不放斜阳更向东!”那也是登上古原,触景萦怀,抒写情志之作。看来,乐游原是他素所深喜、不时来赏之地。这一天的傍晚,不知由于何故,玉溪意绪不佳,难以排遣,他就又决意游观消散,命驾驱车,前往乐游原而去。乐游原之名,我们并不陌生,原因之一是有一篇千古绝唱《忆秦娥》深深印在我们的“诗的摄相”宝库中,那就是:“……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玉溪恰恰也说是“乐游原上有西风” 。何其若笙磬之同音也!那乐游原,创建于汉宣帝时,本是一处庙苑,—应称“乐游苑”才是,只因地势轩敞,人们遂以“原”呼之了。此苑地处长安的东南方,一登古原,全城在览。自古诗人词客,善感多思,而每当登高望远,送目临风,更易引动无穷的思绪:家国之悲,身世之感,古今之情,人天之思,往往错综交织,所怅万千,殆难名状。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叹,恐怕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如若罗列,那真是如同陆士衡所说“若中原之有菽”了吧。至于玉溪,又何莫不然。可是,这次他驱车登古原,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适”的情怀。知此前提,则可知“夕阳”两句乃是他出游而得到的满足,至少是一种慰藉—这就和历来的纵目感怀之作是有所不同的了。所以他接着说的是:你看,这无边无际、灿烂辉煌、把大地照耀得如同黄金世界的斜阳,才是真的伟大的美,而这种美,是以将近黄昏这一时刻尤为令人惊叹和陶醉!我想不出哪一首诗也有此境界。或者,东坡的“闲庭曲槛皆拘窘,一看郊原浩荡春!”庶乎有神似之处吧?可惜,玉溪此诗却久被前人误解,他们把“只是”解成了后世的“只不过”、“但是”之义,以为玉溪是感伤哀叹,好景无多,是一种“没落消极的心境的反映”,云云。殊不知,古代“只是”,原无此义,它本来写作“祗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了。别家之例,且置不举,单是玉溪自己,就有好例,他在《锦瑟》篇中写道:“此情可待(义即何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意正谓:就是(正是)在那当时之下,已然是怅惘难名了。有将这个“只是当时”解为“即使是在当时”的,此乃成为假设语词了,而“只是”是从无此义的,恐难相混。细味“万树鸣蝉隔断虹”,既有断虹见于碧树鸣蝉之外,则当是雨霁新晴的景色。玉溪固曾有言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大约此二语乃玉溪一生心境之写照,故屡于登高怀远之际,情见乎词。那另一次在乐游原上感而赋诗,指羲和日御而表达了感逝波,惜景光,绿鬓不居,朱颜难再之情—这正是诗人的一腔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若将这种情怀意绪,只简单地理解为是他一味嗟老伤穷、残光末路的作品,未知其果能获玉溪之诗心句意乎。毫厘易失,而赏析难公,事所常有,焉敢固必。愿共探讨,以期近是。
作者简介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被人排挤,潦倒终身。诗歌成就很高,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过多,意旨隐晦之病。有《李义山诗集》。
生平
早年生活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隐三岁左右,随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 ,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
应举之路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高官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上流人员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仕宦生涯
开成三年(838年)春,应博学宏辞试不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 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
开成三年(838年)春,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不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势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书省为正字,旋丁母忧居家。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势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会昌四年(844年)暮春,自关中移家永乐。五年冬(845年),服阕入京,仍为秘省正字。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家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势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会昌六年(846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三十五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弟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此时李商隐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势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李商隐仍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欢。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李商隐往赴桂林任职时,五月,李商隐同郑亚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隐回到长安。 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势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隐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隐于十一月入川赴职。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间,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家乡闲居。
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
李商隐的文学成就: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
李商隐的诗文成就
诗歌成就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但用典相对较多,有晦涩之嫌。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又《集》外诗16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录入4首,共存诗614首,但是有的诗显然为误入。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李商隐《东还》诗脍灸人口,赏读该诗,可看出李商隐所表露归去寻师学仙只是一句托辞,所谓学道不过借此疏解自己内心不平与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更有面对朝政种种荒淫无道的愤慨以及对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唐皇朝的哀叹。
《东还》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
秋风动地黄云暮,归云嵩阳寻旧师。
注:郑板桥十分喜欢这首唐 李商隐《东还》诗,常用其独特的“板桥体”题写赠送亲友,故后来误把这首李商隐《东还》诗认为是郑板桥写的,在“郑板桥集 - 诗词”、《书七绝十五首长卷》等书箱中都被收录。《东还》诗作者是李商隐!
诗歌风格
李商隐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辞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诗歌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维入选29首、李白入选27首。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未学到李商隐诗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响力也随着欧阳修等人走上文坛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清二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明末诗人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为王彦泓作品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偷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14])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觉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等肯定是男女之情的诗句,而且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情。唐人对于男女之情没有太多的约束,如果李商隐是和一般的歌女什么的来往,就可以像杜牧一样大大方方地说什么“楚腰纤细掌中轻”之类的话。联系到电影《2046》上那个周慕云最后也是一腔郁闷,想说又无处说,只好无奈地挖个树洞,把话说到树洞里,猜想李商隐多半是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而且这位有夫之妇的身份很不寻常,甚至可能是皇妃之类高贵的人,因为大家一会看下《碧城三首》那几首,暗喻了女主角的身份之高,恐怕只有皇室中人才够得上。在唐代,未婚男女间的私情以及官宦才子们和风尘女子的私情都是比较能被社会容忍的,像《莺莺传》和《李娃传》什么的都是这样,但有夫之妇和人偷情也是很危险的,像《非烟传》上,步飞烟和书生陆象私通,就被她老公绑在柱上活活打死了。所以李商隐这些《无题》诗作只能认为就是和那位和李商隐有情的美丽的女子来往的诗作,并非全是李商隐所写。之所以这样说,是觉得《无题》诗中有一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只有美丽的女子才会这样细致地注意到镜中鬓改的细节,唐朝还有位美丽的诗人叫做薛媛,有首诗也不错,她诗就是这样写的:“欲下丹青笔,先拮宝镜寒。 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 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 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倒和“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同一机杼。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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