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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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故事

董其昌的故事1

  相传,董其昌任南京礼部尚书时,一次回松江祭祖,应超果寺当家之请,为新建的一览楼写一匾额。览楼二字写得很好,那个"一"字总是写不好。

董其昌的故事

  当时,围观人群中有个瘸腿乞丐挤了进来,冷笑说:"这事何难?"只见他脱下草鞋,蘸上墨,一挥而就,那"一"字气势雄伟,实属好字,董其昌正想和他交谈,霎眼乞丐已不知去向了。

  过几天,董其昌在无锡又遇见那个乞丐,就相邀他到松江,两人同登方塔,眺望府城风光。

  那乞丐说自己便是铁拐李,董就跪拜要求学仙。

  铁拐李说:"相爷洪福齐天,可惜没有清福。"

  董愿抛弃荣华富贵,必欲学道。铁拐李要董其昌一起跨向西林塔,董正在踌躇时,铁拐李已一跃而过,在西林塔顶上笑着招手呢。

  又过几天,董其昌去一古庙,拜访熟悉的老方丈。刚巧方丈请客,邀董一起就餐。稍停,来了八个衣衫槛楼的人,其中一个是女的。大家拱手问讯后安座入席。席间,只见盘盘菜肴都是些孩子手、脚、头等烹煮。董其昌不敢动筷,只见八人狼吞虎咽,一会儿早已吃得盆底朝天。

  这时,殿后跑出一个跛足和尚,一边收拾碗盏,一边将盆中汤汁舔个精光。董其昌的一个随从家人,因腹中饥饿,看见有半碗汤剩着,他端起碗就喝,等到主人喝止时,那汤早已咕嘟嘟下肚了。

  等到老方丈送客回来,董其昌责问他胆敢在朝廷命官前吃人肉,可知犯法?老方丈笑呼呼他说,"这是乌首何,长成人形的千年难得,吃了能长生不老。"董其昌叹无福享受,但总是心不死,立即派家人去追回那帮人。家人骑快马一路追去,每逢岔路口必有人指点,最后总算追上那跛足的,可总不肯回去。家人拉住他手中铁杖爬上一座山的'半腰。李仙在家人背上击了一掌,家人便张口呕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双足凌空,一头栽下山来幸亏双手紧抓拐杖,着地时用那棒支撑,不致受伤。但一问当地人,原来已落在广东地界了。

  那个家人吃尽千辛万苦。当他回到松江时,正逢着"民抄董宦"的事件,董府已被上万农民烧成一片瓦砾场。那个家人回到叶榭水月禅院出家为僧。

董其昌的故事2

  藏书之家

  善鉴别古书画,擅长写书法。在书法上造诣颇深,由于爱好书法,所以对书籍有很强的收藏欲。遂藏书尤多,家有“玄赏斋”,贮法帖、名画、古书。撰有《玄赏斋书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为是他人所撰,清人张均衡在《适园藏书志》中,认为董其昌的家藏书目较可信。

  袁董奇缘

  睢阳(今河南睢县,明代属归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

  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中引述清代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明著名学者《节寰袁公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少司(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

  在今天的东避亭内袁可立的《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壁合之作,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契阔,合并恒难。要以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状》分元、亨、利、贞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由此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袁可立是“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董其昌的故事3

  古时候读书人自幼便学习用毛笔写字,毛笔也是中国书法和绘画的共用工具。历代士大夫中,兼善书画的比比皆是,而在中国书画史上官做得大,艺术成就又被肯定的,莫过于董其昌(1555一1636)了。

  董其昌是晚明最有名气的书画家、艺术理论家、鉴赏家和诗人。他出身于松江华亭(今日上海)的一个没落大家庭,家境并不富裕,穿不起续罗绸缎,日常只能穿白布袍,后来更因为没有钱买纸来练习书法,于是拿自己的袍子来写字,使白袍变得花斑斑的,最后更成了黑袍子!这位穷书生终于凭着努力,三十五岁时考取进士,开始了其四十五年的官宦生涯,跨越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七十七岁时更做到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去世前一年还担任太子太保,即王储的老师。董其昌的仕途虽然称不上一帆风顺,但基本上是扶摇直上的。身处在明末宫廷政治的黑暗时代,历经东林党争和宦官横行,国家政治一团糟。董其昌却从未遭到贬滴,更未被罢官,在这个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下仍能明哲保身,可想而知他的交际手腕何等高明。每当他察觉到祸患将至,安全受到威肋泌全,便会用养病、归隐等借口离开官场,一去数年,直到情况稳定下来,朝廷召回,必重出江湖。

  董其昌每当回到故乡时,便会积极参与艺术活动,例如创作书画、搜寻古书画、到收藏家的家中鉴赏珍品、畅游江南名山大川以启发创作灵感等。绘于天启六年(1 626)的《佘山游境图》,是他游览佘山时在船上所绘的'。这一年,董其昌面对激烈的党争,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到牵连,于是向明熹宗呈《引年乞休疏》,以年迈退隐为由回乡。《佘山游境图》是他寄情山水时的纪游作品,展示了江南水乡秀丽幽雅的风光,水面波平如镜,连房舍中也空无一人,一片宁静安逸的境界,与董其昌之前所面对的朝中纷争形成强烈对比。可以想象这幅画是他的心灵写照,他刚刚逃离党争,回到江南,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平静畅快!

  谁知五年之后,董其昌再度被召回京,更当上了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明代六部尚书之一,相当于现代的文化部兼外交部的高官。论官职的高级,艺术成就的全面性,历代艺术家可谓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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