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字面前多一点建设少一点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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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字面前多一点建设少一点破坏

在人字面前多一点建设少一点破坏

童大焕—2011年9月1日星期四

9月1日,开学第一天,千千万万的学子在父母亲人的注目下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上学,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就学问题格外令人揪心令人挂怀。自6月中旬起,首都北京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市教委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沸腾的舆论宣称“不会让一个孩子失学”,究竟是决心还是谎言?实际执行过程中会不会落空?9月1日 《新京报》对朝阳、海淀、大兴三区的调查发现,截至8月31日 上午,在三区涉及需要分流和转移安置的1.4万名学生中,目前前去公办校报到的学生人数仅为8000余人,尚有6千名学生“不知所终”。

根据分析,没有前来报到的学生,除了一小部分回原籍就读外,还有一部分仍选择在另外的自办校就读,有的调剂后暂未到校报到,还有部分学生信息不完整,联系不上。另外一部分学生则有可能是六年级和学前班的学生,“之前打工子弟学校报上来的数据估计包括这两类人,这两类人不在安置范围内,所以导致数据有些差距。”

很明显,在大刀阔斧突然袭击式的关停民办校过程中,市教委“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郑重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三成多的孩子“不知所终”,这样的比例太吓人了。甚至于即使有一些孩子得到了调剂的名额,也完全有可能因为路途遥远等原因被迫中断或暂时中断学业。

没有人为此说一声道歉。也许在他们真实的心里,并没有孩子的真正位置。他们的眼里,只有尽快消灭城中村。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捏住孩子教育和未来这个“中国家庭的七寸问题”,有意无意制造打工子弟无学可上的困境,“逼迫”城市的低收入人口离开这座城市,从而达到减少“低素质人群”和“人口控制”的目的。拿孩子做“人质”的,在我们这里从来不鲜见。比如,一些中小城市,为了发展所谓的城市新区,故意把学校搬迁到新区,逼迫家长去新区购房。而在一些大城市,则是千方百计地给孩子平等的就学制造门槛,以此达到对外来流动人口“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目的。把孩子作为人质,的确最见效,然而却也最恶心,最遗祸社会和未来。

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是民间力量对政府无视农民工子弟平等教育权的自我救助。如果城市政府真正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妨学习厦门、上海等地的做法,由政府出钱收购和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外来务工者子女无障碍入学,甚至于逐步解决他们就地高考的问题。多一点建设,少一点破坏,应该是对于教育、对于未来的基本态度和方式。事先未做充分准备,仓促关停农民工子弟小学,人为制造大量学生在新学期无学可上,这不是积极的、建设的态度,教育主管部门甚至其主管政府难辞其咎。须知,孩子的成长,就在须臾不停的时光里,不论社会还是个人,一刻也等不起,一刻也误不得,一刻也不应该有歧视和漠然。

龙应台说:“政治家的心中,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给孩子以什么,明天我们的孩子就将给社会以什么。这就是因果。故乡不再是孩子的出生地,而是在孩子的未来处。今天我们的城市关闭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天可能就必须多一所监狱。这是一再被实践所证明的警世危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你不让城市敞开微笑的胸怀,明天你将准备为这个城市放声大哭。

惟有先做好“一个都不放弃”的踏实准备,周知每一个涉及的家庭和孩子,再来做“摧枯拉朽”的破坏,才会有真正的以人为本,“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不让一个公民流离失所”之类的承诺才不致最终沦为谎言和破坏的通行证。而在我们的大地上,类似这种只顾破坏不管建设的“发展”,又有多少呢?好比《南方周末》的最新报道:2010年1月,昆明市福海村开始被征地拆迁。因为“怕老人死在房子里,不吉利”,房东都不肯租房给60岁以上的老人,48名等待回迁房的老人无房可租,只能住在由猪圈改造的小屋里。

失学的孩子、猪圈里的晚年,让这个盛世中国和谐社会的脸面往哪里搁?人,也只有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一撇一捺,支撑起诸多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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