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是学者钱钟书的代表作品之一，该书是一部集中国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意的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关于谈艺录的读后感，内容如下：
谈艺录读后感一
《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不像《随园诗话》有假书传诗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钱先生对随园颇有微词，常有发难之语。如果单就趣味性而言，我以为《谈艺录》不及《随园诗话》，不搞专门研究者不一定要看。
《谈艺录》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本)中补遗、补订、补正篇幅超过原文，释道儒墨阴阳家，英德法意希腊文，信手拈来，其才情博学记忆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资料的丰富罗列，为后人作某项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索引;但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是用不着举那么多例子的。(他自己在《管锥编》里说：贾谊《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多举犹“一个孤僧独自行”“关门闭户掩柴扉”一样可笑了。
凡读过《谈艺录》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论名气多大的诗人，他都能在其诗作里找出沿袭前人的句子。如大诗人陆游，简直被他追得无地自容。
钱先生论唐诗宋诗的差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所谓唐宋诗是指风格而言，“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一般的说法，师法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钱先生比较竟陵与公安两派，“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可能是眼高手低吧。
“文贵曲，诗宜淡”，钱先生引古人言证之。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到无人爱处工，俗人犹爱未为诗。直须作到无人爱，始是吾诗长进时。
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但花喻女人已流为俗套;好诗被学被尊为xx体，便不怎么新鲜了。
关于剽窃，须严格区分“改”与“袭”：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
司空徒《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是一个字不写。“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著”有注解的意思。好像山水画，无笔墨处与点染处互相烘托，并不是无字天书或圆光之白纸。
关于诗与文的比喻，转引《围炉诗话》说明，非常形象。意喻之米，文如饭，诗如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饭使人饱，酒令人醉。
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佳;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变化不测。“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虽工不绝。这样说来，必“西班牙”对“东坡肉”，“三星白兰地”对“五月黄梅天”才妙。一笑。
韩愈同柳宗元的差别好像建房子，“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苏轼与黄庭坚的不同“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苏东坡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黄山谷缩头拗颈，欲出不出，有许多作态。
李商隐《锦瑟》诗非“悼亡”之意，而是以古瑟自况。“诗冠全集，倘非偶然，则略比自序之开宗明义。”首“锦瑟”两句，言景光虽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开卷历历，“借此中传”;次“庄生”两句，言作诗之法，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中“沧海”两句，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末“此情”两句，乃与首二句呼应作结，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
《谈艺录》一书，博大精深，根据读者自身的学养差异，给予你不同的收益。功底深的，得到便多;像我辈浅薄者，只能学到一点简单的知识，如韩非为什么叫“韩非子”而不称“韩子”之类，读不读意义不大，实在对不起钱先生的大著。
谈艺录读后感二
《谈艺录》是当代著名学者钱鍾书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凡读过《谈艺录》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论名气多大的诗人，他都能在其诗作里找出沿袭前人的句子。
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铫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后’之说"。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
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外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与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了，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犭卞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ㄈ诡，鲜人间咸。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不，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地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
然而，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读书思索对他来说是一种最愉快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学问与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常佩服钱钟书的为人。然而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未想过仿效，的确，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谈艺录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