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
《乡土中国》的读后感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而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纹，里层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同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如此，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
《乡土中国》的读后感
《乡土中国》一书包含14篇文章，是作者在广泛调查研究后所得成果，读起来并不晦涩难懂，14篇文章各自独立，又相互衔接。作者运用功能主义学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社会影响深远。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个乡土中国、人情社会。何谓乡土中国，正如费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中写到“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一、中国人的信用
中国人的信用在乡土社会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乡土中国，人们之间并不会有书面的契约约束彼此。正如《乡土中国》一书中称：“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当社会发展到乡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融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虽然已经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但中国人本身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的乡土性)，中国人本身骨子里的乡土性(这里指的时彼此因为熟悉和信任而带有的可靠性)决定在交易过程中，因为信任对方进行交易，矛盾因此出现。比如合伙纠纷，双方基于信任进行合作，又基于信任管理松散，来往账目不清，债权债务不清，待到散伙或其他债权人要求归还债务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指责。又比如借款纠纷中，在已经归还借款时，不好意思让交易一方出具收条，或者对方说现在借条没有带来，之后会销毁等等话时，会基于对对方的信任而认可对方的所为，当不诚信的事情出现时，却因口说无凭，难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为什么会有不诚信的现象出现，利益的驱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想没有敬畏的心是最大的驱动力或始作俑者。
说到这里，我想比较一下中西方法律文化的背景。《墨子.尚同》认为法律是为了平息人类的争端而产生的。《慎子》认为法律“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自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从此处，不难看出中国法律从那时起，就不认为法律是神圣的，不是源于自然的力量，只是统治阶级统治社会，控制人民的工具。相反，我们反观西方法律产生的背景，西塞罗[①]在《论法律》“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法律由神明赋予人类…”“法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土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法律是神的旨意，只有遵从法律，才符合神的旨意。这种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比较可见，在中国不可能强调“法律如不被信仰，将形同虚设”。因为，中国的法律从古自今就没有被信仰过，他的存在更多的是调停纠纷，维护统治的机器。
中国法律不具有神圣性，不被大众自觉信仰，他的强制性和威慑力让人敬而远之，使法律与人的生活相距遥远，我自己认为这与中国是乡土社会不可分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写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这样的乡土性决定了调整中国人的是礼俗。中国古代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是礼俗。这种礼俗是长期的教化，代代相传，因而有其神圣性，是在熟人社会中的必然。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迁移和流动越发频繁，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涌入大量的陌生人，乡土中国的乡土性已经不完全是大家打小就认识熟悉的人，习惯被挑战，调整人们的礼俗也逐渐被变化的社会打破，而此时法律的信仰尚未建立，礼俗与法律之间出现真空，一方面没有当初礼俗“克己服礼”的约束，另一方面法律没有神圣性，没有宗教作为支柱，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
原来只需要打个招呼，就能很好兑现的事，在这个真空地带却成了口说无凭，不讲信用自然应运而生。
中国人的信用在此受到了挑战，法官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法还原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时我倒愿意如皋陶牵着獬豸，去抵触撒谎的人，让他原形毕露[②]。只是这种想法是无法实现的，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有獬豸这样的神兽。也许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三个效果统一”[③]发生作用的时候了，只是最终我们作出的结论应当是合乎情理的，应当是法官认为其他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二、人情社会的中国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差序结构一章，将中西方社会结构比喻为一捆捆柴与一圈圈水波，具体、生动、形象。他这样写到：西洋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俗话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逾推逾远，也逾推逾薄。这样的描写恰如其分、仿佛一捆捆柴和小石子丢在水面上推出去的一圈圈波纹杳然眼前。柴与柴之间是独立的，有一定的距离，一圈圈的波纹彼此相连，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费孝通先生又这样写到：在他们(西洋社会)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尽管已经全然没有以前那样完全，但这种长期形成的习惯，拉关系，走后门却全然不像礼俗一般被打破，相反，在某些时候是愈演愈烈。我想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自古就流行、强调考试的重要性了，因为只有考试才来得公平些、正当些。
在这种人情社会下，形成的常态是凡是都要找关系，讲交情。做手术要找关系，期望手术能做成功，更怕剪刀、纱布留在体内;小孩上学要找关系，期望老师能重视孩子，包括安排孩子座个好位子;做生意找关系，期望证照能办理得快些，花钱少些;甚至买东西有时候也要找关系，期望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以上种种，不胜枚举。作为法律人的法官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人，在这种找关系、走后门成为习以为常的时候，法官如何在这样的人情社会独善其身，不受这些人情世故的干扰，真的很难。所以我想为什么在中国不是规定法官独立办案，而是规定法院独立办案，是否也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想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的同时，其实也是个势力的社会，抹不开面子可能的违法行为会导致法官资格的丧失，如果没有这个光环，以己为中心的一圈圈荡漾开来的波纹也会因这个光环的丧失失去原有的牵连，小石子也就不像以前那般可以激起一圈圈的波纹，亲戚朋友也会纷纷远离你，如果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不如守住法官的名声，保持一份原来的宁静。
三、无讼的中国
和为贵、和气生财、时和年丰、政清人和、心平气和、天时地利人和，这些都是与和有关的词语，折射出中国及中国人对和的追求，这种追求从古自今孜孜不倦，从未间断过。
这种对和的向往反映在司法领域就是无讼。为了达到无讼的理想境界，古人从思想上进行教化，把诉讼视为民风浇薄的表现。但凡打官司比较多的地方，便被称为世风日下。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主持审判我和别人差不多，但重要的是要使诉讼不至于发生。
为了达到息讼或无讼，古代官员大力倡导协商，调解，官员们亲自到当事人家中进行耐心细致地劝说，也采用在乡里设立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从思想上以礼教化感召众人。可见今天我们倡导的调解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在乡土社会这种“一准付礼”， 存在于中国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只要不足以影响国家政权，皆是以礼为根本。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靠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行为是做得对的，是合式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所谓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便是如此。这显然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但是，这种在乡土社会形成的视诉讼为丢人显眼的习惯，已然随着乡土性的悄然褪色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看法，为了维护合法权益，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现象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人们在送法下乡中，了解到原来自己的这档子事还可以通过这样来处理，于是诉讼不再是异类，他在逐渐成为常态。于是固有的传统的礼和外在约束的法，在乡土性与现代性交融时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长期被大家遵从的礼已经被现代的法打破，而法治尚未完全建立，合情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的现象不断出现，如何衡量这其中的利益，是作为法官的我们需要思量的。比如《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中，秋菊丈夫骂村长断子绝孙，被村长踢伤，秋菊因此到处上访，但是当村长被抓时，秋菊迷茫了，因为从她的本意不过是要求村长给他家赔礼罢了。
因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无讼一章中这样写道：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这段话，我认为至今仍然不过时，在浮躁的社会中，缺乏的是一颗真诚而勇敢的心，有些人已然忘却了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没有克己复礼的约束，内心的冲动外化为行为，诉讼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没了礼教的习惯，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不顾亲情、恩情、爱情、友情，只为蝇头小利反目成仇的事并不鲜见，而法律并不能囊括所有事物，究竟谁是谁非对法官而言更看重证据，于是原本要受到谴责的人难免会逃脱其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正如约翰·奥斯丁[④]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与过则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才会为那些在灾难面前，勇于献身的人感动。所以无讼是一种境界，是法官办案所要达到的效果，是法官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乡土中国》的读后感
记得准备到南京的学校报到的时候，临行前家人给了我小包土，说是取自灶心，现在家家户户早就没烧灶了，好容易才从中药店里找到，让我到了学校和了当地的水，把这包“灶心土”吃下，这样可以适应当地的环境，避免水土不服。我遵照了家人的吩咐，说也奇巧，来南京好几个月了，不但没有不适应，身体状态反而更好了。您说这土多么神奇?
这样的经历，让我看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时候，对这个“土”字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尽管《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传统生活离我们很远，但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到了今日仍然牵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中国人民浓浓乡土性的体现!
从结构上看《乡土中国》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是乡土性”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围绕着“乡土性”，作者从语言文化、人际生活、道德、经济与社会风尚、政治统治与法律、身份与风尚、社会发展这些角度谈论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性格，还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
一、篇章介绍
首先是《文字下乡》，在这一篇中，作者从空间的角度辨明“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常处在面对面的直接性的交流中，这使得作为人类交流媒介的文字载体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所以作者指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认识几个字也学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在《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乡土社会文字的不必要性。首先，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在传递信息过程中遇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时间的阻碍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就今昔之隔而言，一个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所需要的记忆的范围本身很狭窄;就世代之隔而言，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地中长大，个人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要积累，只需要保存。所以在稳定狭小的乡土社会里面，只靠说话而不依赖于文字和书籍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
《差序格局》的开头作者说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加普遍，这里所谓的私是一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以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点恰恰和现代西洋团体格局形成了对比。西方社会在团体格局之下，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之上，而且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相关，虔诚和信赖是其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和神对每个人的公正是其二。所以作者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指出，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兼爱，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一切的普适标准，也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家族》篇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不限于亲子，可以顺着父亲系这一方面扩大，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家是一个事业组织，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决定。中国的家是一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是配轴。讲究效率的事业，排斥夫妇之间的私情。不光是性别，不同的年龄组之间也保持这较大的距离，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家庭社群中的结果。
在《男女有别》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即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所以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上的交流和气和，而真正感情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总之，“乡土社会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篇说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治的可能性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礼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所以在《无讼》中提到，在乡土社会中，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择狱。讼师是没有地位的。乡村里的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维持礼治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心里的良心。所以礼治秩序更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无为》篇中，作者提到两种权力。一种是横暴权力，它是指权力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统治者的工具，存在于阶级斗争中。乡土社会中，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因为农业的剩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分摊。另外一种权力是同意权力，它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种权力范围也就越扩大。但在乡土社会中自给自足，分工有限。所以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和独裁，但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却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无为而治的。此外乡土社会还有第三种特别的权力结构，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即长老权力。《长老统治》中提到，人生如逆流，总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的过程是替代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文化方式中、过全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得有个稳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提倡的长幼有序。所以我们客套中相互询问年龄不是偶然，这礼貌正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就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效力。
《血缘和地缘》篇中说，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在亲密血缘的乡土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种社会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式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那么地缘就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名实的分离》：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容易产生文化英雄，他们提出想法获得信任，时势造就权力，作者把这第四中权力叫做时势权力。传统中国以教化权力基础的长老统治不能容忍反对，但是社会在发展，旧的经验不可能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在社会变迁速度足够慢的情况下，通过对“注释”来为长权力注入变动的内容。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这样就变得口是心非，名实分离了。
《从欲望到需要》主要说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发生了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通过对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起出以下信息：首先是乡土性作为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是因为农业和有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自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区的单元是村落。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乡土性还可以延伸出一些农村社会的其他特性，即从空间上看，是相对固定的，从时间上看，是相对静止的，从村落内人际关系上看，是熟悉的，从村落间的人际关系看，则是孤立的。《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乡土生活的窗口，也我们找到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口，尽管我们国家正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仍然在乡村，某种程度上乡土文化仍然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样我们只要能抓乡土社会的某些特性，也就为中国社会很多现象找到了雏形。
二、问题论述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1、 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 “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2、 礼制秩序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3、 男女有别
谈起“男女有别”，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课堂座位上的三八线。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似乎是从小学就开始萌发出苗头来了，记得小时候，小孩子间往往是男生的一小伙，女生一小伙，小团伙内的同性成员往往比较亲密，而团伙间异性同学的交往有时则多了一种团体竞争对抗的成分。此外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假如小组的某个成员经常和异性团体混在一起玩耍则会受到原来小团体的排斥和遗弃。另外我也发现了另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女生间的关系通常都是很亲密的，所以有闺中密友的说法，不但同吃同睡是常见的事情，而且女生们无论散步还是聊天都喜欢手牵手表达一种友好的关系(而在国外女生间的牵手是很少见的，牵手的可能是同性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这是因为男女有别使得男女的结合更多的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使得情感生活同性意味较强。如果按照这么说，确实能解释这种女生之间的亲密行为，但同时我存在疑问，既然按照这种同性情感交流较强的观念，女生之间可以牵手，那么男生之间的牵手为什么少见?另外，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同性间的情感依赖是否会导致同性恋以及中国社会出现同性恋的情况是否会比其他国家更多一点?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乡土中国》的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