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凤之引文
阿凤之引文---恶作者：刘栖泠
有关“恶”的问题，或者说是“善”，“恶”的问题，从先秦时期就一直在思辨，论辩。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当然，韩非子的论点也非常者的重视。他们由于对人性本能和道德的关系评价不同，形成了关于“善”，“恶”的不同观点。
孟子的性善论对于善恶行为的解释是，人的本性自然流露为善，不善在于本有良心的丧失；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为善，不善在于不能充分发挥；人先天固有“仁义礼智”四德为善，不善在于没有体验到他们的存在。与此相应，“有性善，有性不善”属于第一种情况。“性可以善可以为不善”归入第二种情况：“性无善无不善”则是第三种情况。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以人性本善为理论出发点，而将重心放在主体自觉地道德完善的实践中。尽管后来儒家的人性善恶说有不小的变化，然其基本的理论方向是孟子所开创。
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首先，性恶是价值否定和事实肯定的矛盾综合判断。从价值的否定来说，人为了生存需要的一切活动，都是“性”之所本有，“人生而好利”为了需要的锥切，矛盾争斗产生是必然的。顺从人的本性发展就不然是恶。所以荀子从道德上给予了否定的评价。然而，由于人之追求出于“自然”是不可抑制的必然过程，就其必然性说，这种恶的人性又是合理的，但它却不符合礼义道德法度。因而，以“自然”人性为恶，仍是据于后天的礼义道德法度，即以后天的道德原则规范为标准去判断和评价先天本性的善恶，所谓先天性恶，其实是先天只有“性”后天才有“恶”。
其次，与对先天本性的价值否定和事实否定的矛盾综合体。“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之饥，见长而不敢先食，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平父，弟之让平兄；子之代平父，弟之代平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性情，则不辞让矣。”礼义是“反性悖情”的既然它悖逆人之性情，限制了人的发展追求，这对人为感性的事实生命存在无疑是直接的否定。但对于原有的社会体系的制度维系来说，却又是必需的手段，个体的发展欲必然性的转化为社会道德体系抑制这种欲望追求的必然性。
韩非在吸收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自为”的学说。韩非的出发点是荀子的性恶论，继承了荀子以利欲为人之本有的观点。他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部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物之欲求实为人之生存的第一需要，它是人们思考问题并指导行为的最初出发点。“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作为人之常情也就无可厚非。或善或恶，是善是恶的道德评价于此并无必然的联系。韩非实际是把道德责任与对利欲的追求分割开来；利益是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
韩非宣扬了人的私利的合理性并要求利用这种私利以诱人们为社会，社会发展而效力。韩非不承认善恶判断的意义和道德标准，而以为“治道”就在于因顺情而立赏罚，赏民之所好，罚民之所恶，人情与制度的精神达成一致。相反“上古”的道德早已让位于后世的智谋和诡道。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去守着传统道德去判定善恶，只能是迂腐不可及的。
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杨雄，董仲舒，王充，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等都对人的自然本性——欲，和所谓理——社会道德构架的关系提出过各自具有时代性的论辩，而存理于欲观在清中叶戴震对“理欲之辨”的总结批评中达到了高潮，戴震认为情欲是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内容，情欲的适当便是理，便是善，道德的自律应以情欲的适当满足为前提，“以我之情挈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将推己及人的儒家道德平等精神建立在了从个体需要的满足推广到群体需要的满足的利益平等的基础上。
戴震认为，不存在孤立高悬的脱离于人欲——所为恶的至上天理，理学家以价值信念代替道德规范，“存天理，灭人欲”用空洞过时的“天理”反对人之欲望，否定作为社会活动的基础——所谓“恶”的生命价值趋向，实际上是“以理杀人”，这比酷吏的“以法杀人”更加残酷，对“以理杀人”的揭露和批判，等于宣告了“存理灭欲”的传统，正统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已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它应该是在人性经历长期压制之后的蒙醒状态下的终结。
先哲们的论点很多，几千年的历程留下了许多有关“善恶”的认识和思考。他们始终围绕着人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作了很多思辨和阐述。如果细细思之，将会在他们的论著和言语中发现，这些论点都在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时代的变迁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而历史事实证明社会伦理道德再稳定，再坚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动力面前，只能退至其附庸的地位上去。发展的趋势和动力总是在不断的改变着，潜移默化着和重新塑造着已往的传统社会道德，和新的社会道德规范，缓解着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社会道德整个体系与发展的趋向保持一致，为发展的顺利进行服务。但这些在一开始往往就是架构在发展与道德二者激烈尖锐的矛盾之上而进行的。但最终却将是发展以及发展的趋势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
实际上“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上成为了一种动力的表现形式。每一种新的事物的产生必然标志着对一种旧的形式的毁灭。每一次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又某一“神圣”事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逐渐衰之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地叛逆，和反抗。同时，人的恶劣的情——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在一个制度走向另一个制度的过程中显示了持续不断的证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经受种种苦难，即是要经受“恶”的折磨，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人自身的发展，与大历史的发展同趋向时如果达到预期目的。这个实现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个人，甚至整个阶级为代价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其实是一种带有生物存在逻辑的过程，是一种“适应”过程。它充满着残酷的血腥的竞争。
“恶”的法则，手段，是个体生存的目的，人不能失去这个目的，也不能失去竞争能力。这种能力的显现则导致了进一步的“恶”的发展，虚幻目的构成。此时道德，传统被挤到了意识的边缘。以保障“成就”的产生和手段存在的理由。不管是从人类的总体历史发展上说，还是从个体的生存状态上说，发展都呈现一种无意识秩序，都是一种无意识结果。
发展是整体规则秩序和个人的意识参与社会实践的附属结果。而不是某种价值指向和公共意志引导的结果，更不是所谓“计划”的结果。社会乃至自然从来没有一种主导力量在引导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本质上是为“生存需要”而进行的，人认识的总倾向，始终惯向生存需要处在“缺乏状态”。发展由此成了摆脱这一状态的理由和途径。发展以诱惑的方式，不断刺激了人对生存需要的不断扩充范围和增加强度。得到扩展和提升的生存需要又不断增加发展的基础和进展。这个互动过程使发展无法界定应有的范围广度和层次的高度的度量。为了发展的欲望，人在不断的开发新的手段，使用新的手段。发展的本质使本质的“恶”成为了发展进程中的动力，也成为了手段。恶对发展的推动成为了旧的社会整体制度崩溃的原因之一。“恶”的影响不管存在于社会的哪一方面，不管是社会整体的泛作，还是出于个人利益，其结果都带有残酷性。但是“恶”又的确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人类历史中充满了苦难，或者直接说文学史中充满了对苦难的描写的记录。很多文学作品都把苦难做为了文学的主题。
这些作品种所反映的悲剧意识中苦难的描述占了很大比重。产生了所谓苦难意识。
许多作品的作者，把这种注定要伴随人的苦难。“人类的不幸”“痛苦的执著与体验的根源归结到了人的自我的心理束缚”或“人之理性的困惑”“人生活的孱弱”。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些观点探讨。而苦难产生的真正的源头，苦难背后的原因是“恶”，是恶这个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发展能量显现，膨胀的结果。是“恶”制造了人世上的种种苦难。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只描写了人类的苦难，探寻了苦难的来源，而真正把苦难——恶——发展——历史联系起来，而做了有机的描写的为数极少。
然而《红楼梦》的作者，却没有忽略这些。他处于18世纪的中国，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了这一切。他陷入了异常痛苦的客观的矛盾思辨中。通过思辨，痛苦，矛盾，终于作者在《红楼梦》中对“恶”，苦难进行了深刻，具体的描画。于是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对“恶”的态度，对“恶”与发展，与历史，与社会变迁，人物的荣辱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红楼梦》中一个隐秘而宏大的架构。
康雍乾三朝是大清国的全盛时代，而此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又是什么样子呢，在此上是否又能体现出“恶”的作用呢。这直接关系到《红楼梦》的思想主题。
康雍乾三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国内商品市场越来越扩大，长途贩运日益发展，逐步形成了空前的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
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空前的，这标志着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商品生产发展迅速为康雍乾时代时期扩大和全国市场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全国统一，社会基本安定为全国市场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增加不仅把全国各地从政治上联系在一起，也把全国从经济上文化上联系结为统一整体。为统一商业政策，统一税制，统一币制，统一度量制度提供了可靠条件。这一时期人们本身的物质需要和欲望的强烈上场，也促使了商业的全国性的手段的出现，商路的开辟，长途贩运的发展为其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全国市场的形成，其标志还在于某些产品不仅形成了中心产地，而且这些中心产地的产品已遍及全国，或者说某些商品已经有了全国市场。其最著名的苏州，杭州的丝织品生产中心。这时期又出现了两个新的丝织业中心，即南京，广州，时人称“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其产品“北溯淮泗”达汝洛，趋京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陇；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恶贸迁之所及耳。而“天下商贾云集”：为京师，南京，杭州，苏州，扬州，天津等地。这些又不得不说，作为全国市场的生产中心，作为商人云集的地方，与当时当地的人的强烈的崭新的商品意识与需要欲望有着密不可分得关系。
康雍乾三朝，商品生产发展，商业繁荣，商路广阔，已形成了由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组成的商业网。在商品生产发展与市场扩大的带动下，生产要素市场也出现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数量的增加和使用货币的广泛。金融市场开始了萌芽和成长。
这一时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贷款”——高额利息的贷款，它往往是由保人作保进行贷款。还有一种高利贷是以实物抵押为手段进行高利息贷款。康雍乾三朝时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使高利贷业十分活跃。尤其是在各商品生产中心，商人云集的地方更加发达，额度也十分巨大。其计息方法，有年计的，有以月计的，有以日计的，而以月计为多数。利息多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两银子，月息三分或五分，有的高达九分。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的高利贷，即清廷的生息银两。由国库拨出一定数量的银两，交内务府或各镇，各省营运，以获得的利息解决官员中的经济困难。这种生息银两以康雍两朝为盛。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亲自批准借给两淮盐商100万两。雍正元年（1723年）拨出90万两生息。这种生息银两本质上与民间的高利贷并无不同。而恰恰证明了在康雍乾三朝地方官员放高利贷的合法性。清廷的生息银两以及民间的高利贷投放市场，主要是商人得到需要的贷款，而放高利贷者和官员们从中可大大牟取暴利。这恐怕也属于道德范畴中“恶”的行为，然而，它却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推动经济全国性交流，以致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萌芽，成长，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形态的显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红楼梦》的人物描写中，就有关以放高利贷为生的人物——醉金刚倪二。然而真正高利贷放债的大家却不是他，而又是一个钟灵毓秀的人物。
《红楼梦》中有关“恶”的刻画，可随手拈来。如：“毒设”“弄小巧”“借剑”“弄权”等等。这些“恶”的出现却往往以两种形式，一是紧紧地与权欲，利益结合中出现；另一种则是以“善”者的互动形式出现。而这两种形式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恶体现了什么？体现了在封建政治经济的最后“盛势”中出现的新的，与传统背道而驰的思想，行为，体现了资产阶级中有意无意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念的初步形成，也说明了在某些封建贵族身上闪现的新的亮点。从封建贵族转化为资产阶级贵族的无意识的强烈欲望，和顺应时代发展变迁的适应能力。
作者看到，新的“恶”必将取代旧的“善”，作者也看到传统的所谓“善”，所谓伦理道德，所谓“天理”是没落的，僵死的，丑陋的，残忍的，比新的“恶”还要十分的不可救药。但当取代这些的是新的“恶”，并以此基立的社会道德时，作者内心矛盾了，不情愿了，不甘心了，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趋势是一个必然，于是《红楼梦》中种种矛盾，或者说令人感到困惑的冲突出现了，令人困惑但是形象鲜活，个性十足，异常活跃的人物形象出现了。
《红楼梦》中真正刻画出的“恶”是一种对封建专制的延续忠贞不二的“善”，这是一种对所有后儒礼教的严格执行。是以“理”杀人的伪善，和连伪善的外包装都不要了的真恶，丑恶。它们阻碍了社会发展，泯灭了美好的人生，摧残了“水做的女儿”，同时它也在毁灭着自己。因为历史总要发展，这是一个总趋势，大趋势。面对它对落后的，过时的社会道德的恪守，和殚精竭虑的弥补，便是真正的恶。
而贾琏，薛蟠，赵姨娘为代表的是一流毫无廉耻的真恶，尤二姐的贪得无厌，出卖色相，与贾瑞的令人作呕的行为也是可悲，可笑的真恶。
这些阻碍社会进步，妨碍历史发展的伪善，真恶，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