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赛亚主义与千禧年愿景
作者：张蕴艳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15年08期
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笔者至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语言与文化学院进行访学，师从迈克·桑德斯副教授，他是英国激进美学的领军人物伊莎贝拉·阿姆斯特朗的弟子。访学期间迈克·桑德斯与笔者进行过多次谈话，就美学、文学与政治、中英民主与现代性、诗歌与意识形态幻象等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本次访谈聚焦于迈克·桑德斯的著作《宪章主义诗歌：美学、政治与历史》，并以此为中心，涉及对中英民主的历史与当代状况、激进美学的传统与未来愿景等多重命题的讨论。迈克·桑德斯认为，宪章运动遗留下来的启示意义体现在各个方面，从一个非常实际的层面看，宪章派最后要求的年度议会，将会提高民主制度与民主结构的健康程度。其次，宪章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范例，显示了普通工人大众有能力自我组织起来，动员和改变社会。虽然宪章运动某种层面上是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实现它要求的变革，而在另一层面上它确实又是成功的，因为它促进了政府的变革，促进政府引入了新的立法。同样在公民社会意义上，宪章运动扮演了提升成人教育的角色，如对工人阶级的教育。更普遍的是，许多宪章主义者继续参加合作运动，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的前半叶，合作运动在改变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方面发挥了不可思议的积极作用。所以在各个方面宪章运动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
张蕴艳(以下简称张)：迈克，您好，我读了您的《宪章主义诗歌：美学、政治与历史》一书。在此书序言中您提到您经常思考怎样将文学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并对您自身的生活起作用。所以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您为什么选择宪章主义诗歌这个选题？
迈克·桑德斯(以下简称迈克)：就像你所提出的，文学与历史有关联，在书中我讲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我认为这是马克思至关重要的洞察之一。从发问谁写作文本到发问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文本的诞生，这是他最具洞察力的声明，也是思考文学问题时结出的硕果。二是在我个人的生活中，由于我有幸出生在这个最富裕的国家的巅峰时期，这意味着我比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享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我想如果我晚出生十年或十五年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上大学。
张：好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宪章运动与美学的关系。当阅读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一书时，我注意到他对宪章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在1848年，宪章运动的最后一年里，这个运动与当时的艺术相当不同，艺术呈现出某种纯粹审美主义的倾向。您能谈谈更多关于宪章运动的背景和历史内容吗？
迈克：好。理解宪章运动的最好途径，是看工人阶级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而采取的相应的应对措施，以及宪章运动为确保经济正义而要求政治权力这种抗争方式。因此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工人阶级不幸福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状况处于衰落期，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却更多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他们设法鼓动或创造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在其鼎盛时期，如果他们得到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回应，在1840年的任何时候宪章运动都将几乎肯定获得胜利，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获得近多数人的支持。
张：但是为什么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了？
迈克：好问题。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是因为它从未找到任何一个答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当政府不愿听从你时作为一个抗议组织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在特定意义上宪章运动不愿参加任何形式的暴动。因而1839年在南威尔士新港口的起义就失败了。然后在1842年宪章运动曾尝试过某种接近总罢工的形式，但在1848年它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种温和的方式也可能可以威胁到政府，但如果政府保持强硬态度，宪章运动就缺乏策略来应对政府的不妥协态度。此外，也应注意到政府是非常圆滑的。
张：但是如果这是失败的原因，我想知道政治运动的失败是否反向催生了美学、艺术与文学的繁荣？
迈克：有趣的问题，但不是这样的。宪章运动在政治上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它在艺术上最活跃的时期。厄内斯特·琼斯是个例子，他是宪章运动后期的领袖之一，1852年后，他实际上很少写诗了。
张：那么为什么雷蒙·威廉斯说这个运动在政治上与艺术上具有殊多不同呢？
迈克：我想雷蒙·威廉斯这样说有他的道理。宪章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将工人阶级的经验带到艺术领域，这在英国文学史上真的是第一次。先前的众多艺术流派都对领导团体的经验感兴趣，对贵族精英的经验感兴趣，小说家们将之当做中产阶级的表达形式。宪章运动所做的是第一次将人民放到历史与艺术舞台上，而这可能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
张：我很困惑“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境遇。在中国，民主的概念通常被看作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宪章运动中，民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想知道在何种情形下您将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您的意思是民主等同于阶级平等吗？
迈克：我想宪章主义者们认为民主对任何一种自由的观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你不可能拥有自由。目前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核心。但重要的是要澄清民主的含义是什么。那么，在英国，我们有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而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一制度体系的局限性。我认为从民主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大量最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主要政党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或富人的捐助。其次是，剥夺公民的选举权是与这个国家政治进程的终止相伴随的。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人民投票选举的数量已经下降了。只是举个例子，在1950年的大选中84%的人投票，2010年下降到65%，所以我们已经从84%降到65%，将近下降20%，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现在根本懒得去投票。第三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民主体系是围绕选区组织的，大选的结果实际上是由50到100个选区决定，而我们有超过600个独立的选区。理论上民主制下每个选票应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在英国的制度体系下并不是所有选票都是平等的。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边际选区(即选区的议员所占数量很少)，你的投票价值实际上超过议员占大多数的选区。所以人们常说像10万人投票的边际选区的选票实际上决定了大选的结果。这强化了自由民主党的经验，它通常获得大约20%的选票，但只得到10%的议员。最后一个主要的技术问题是计数的问题，为了能当选政客们就做出种种承诺。但是一旦他们当选他们可以打破承诺，而普通人，选民，对此却无能为力。这是宪章运动要求议会年度选举的原因之一。他们看到，为保持政治家的诚实，年度议会是必要的。这些，如果你愿意，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技术局限。但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看，这一制度存在更为严重的局限。就它目前运行的情况看，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为确保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分配这些最严重的问题从不受质疑并存在，就确保它们不被作为有意义的主题来争论，不在议会制度体系里来讨论。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挑战首先是想象一种制度，然后是建构各种将使民主富有意义的机构和组织。举个例子，民主的工作场所看上去应是怎样的，或民主的学校、民主的大学如何运作，哪些决定可以由民选代表保留，哪些决定需要所有公众的参与，等等。所以伟大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如我们所知，在历史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时的失败是导致他们崩溃的原因之一。民主对中国的挑战是需要创建社会主义民主体系，如果你认为马克思其中的一个愿景是最终人们能生活在一个自治社会的话。众所周知，他说国家将会消失，我认为这是伟大的民主化的一个必需的过程。所以允许人们集体自行作的决定越多，就越不需要一个使他们做出那些决定的国家。
张：所以您认为在英国与中国民主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迈克：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英国的某些力量正试图扩大民主，并使民主富有意义，但同样在英国也有某些力量希望限制民主，希望保留民主，因此需将民主保持在一种安全的形式中。在中国我猜测矛盾的'情形相当不同。
张：好的。再请您谈谈诗歌能动性问题。您提到宪章派诗歌通过两种诗歌策略来表现诗歌的能动性。一是运用转喻和隐喻来分别调动和唤起能动性；二是通过诗歌寻求特定具体群体的身份标识，在其能动性变化时来加以解释。在此处的第二个策略是什么意思呢？您认为诗歌策略的变化反映了特定群体的身份认同的变化，并成为政治上变革的象征吗？
迈克：我的意思是宪章主义面临的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怎样创建我们今天所谓的阶级意识。我想提出，宪章运动这样做，某种方式上宪章派诗歌也这样做的目的，是采纳不同的工人团体的经验，并显示出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通常，有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会犯这样一个错误，认为阶级是被给定的，阶级意识是给定的，而实际上阶级意识却是不得不被建构的。举个具体的例子来看，19世纪纺织工人是很明确清楚的职业团体，比其他一些职业团体都明确，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对纺织工人而言寻求与其他纺织工人的身份认同并不难，但是对他们而言，寻求与矿工或建筑工人的认同就更困难一些。为了能够确认身份，你需要为阶级作分类。因此阶级就像在社会上不得不产生一样，在人们的观念里也不得不发生。那就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因。
张：这一问题和上一问题相关，是关于诗歌功能的问题。我也读了些宪章派诗歌，充满了批判精神。您也提到政治抗争要求的不仅仅是诗歌——但一定是最好的诗歌。您认为讽刺是否是连接美学与政治的最有效的诗歌创作策略之一呢，或者另有超越于它的更好的诗歌创作策略？
迈克：好的，很有意思的问题。讽刺可能是有效的，也被宪章派诗人所运用。但我想讽刺也有它的局限性。宪章主义想要的是承诺一套明确的、正面的价值观，而你不会以它来进行讽刺。因此讽刺可以用来破坏你的对手，但讽刺不能用来巩固你自己的力量。
张：是的，我也这样想。那么您认为宪章派诗歌有其他策略吗？
迈克：是的，宪章派诗歌试图做的是将运动目标聚焦在政治抗争上，而这不能通过讽刺达到，而且它也专注于唤起个体的宪章主义行动。而讽刺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反而会阻碍人们付诸行动。
张：我注意到有些宪章派诗歌通过召唤过去或诗人的家乡，来对现实展开批评，这一特点同样也体现在一些浪漫主义诗人身上，比如华兹华斯对记忆的珍视。您认为对记忆的书写是一种有力的表达吗？从政治与诗性两方面看，在宪章派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之间有无联系？
迈克：好的。让我们先谈谈记忆。记忆对宪章运动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如果你考虑到像纺织工人这样的群体，当他们回溯工业革命之前那段时期，他们看到当他们挣更多钱的那段时期，他们的生活水平更高。因此记忆是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所以你把握住了宪章派诗歌这个有意思的时间维度。在19世纪，随着知名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希望与期望的维度转向了对未来的憧憬，但对宪章运动者而言，希望和期望存在于对过去的回归中。这经常导致宪章主义的批评者们指责宪章运动者怀旧。但重要的是记住他们不是怀旧，他们恰恰是记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经验。
张：我想后者是更为重要的。
迈克：是的，就宪章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而言，诗人像雪莱与拜伦是受宪章运动作家推崇的，华兹华斯是部分地为他们所欣赏，但是拜伦和雪莱是宪章派诗人效仿的对象。对宪章主义运动来说，浪漫主义有两个方面是重要的，一是所谓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观念，因而反对货币经济的主导地位，坚守除经济之外的其他价值。由浪漫主义诗歌引发的争论是强有力的。浪漫主义影响宪章主义的第二个方式更为复杂一些。它与浪漫主义存在的共产主义因素的一面相关。这个说法来自于一个叫Ann Janowitz的批评家。她写了本很好的著作叫《浪漫主义传统中的抒情与劳动》。在那本书中Janowitz讨论的一个话题是，我们经常认为浪漫主义是表达个体感情的，但是她强调浪漫主义有另外一面，即共产主义者所说的它与保守共同体和共同体的理念相关。所以对宪章派诗歌而言，在浪漫主义之中保守那些共同体价值同样是重要的。
张：我还发现当您谈论宪章派诗歌时，总是提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
迈克：是的，从年代来说，宪章派诗歌即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但时间是一个方面，维多利亚诗歌名气更大些。因此他们有一致之处。但宪章派诗人的诗歌又与维多利亚诗人的诗歌相当不同，我感兴趣并且将要研究的一个课题是思考宪章派诗人与主流维多利亚诗人之间的本质联系。
张：您认为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吗？
迈克：我想为诗歌作现实主义与否的分类是困难的。现实主义分类对小说来说更有意义。在诗歌中你赋予它的与小说相同的意义，是对社会的关注，诗歌关注当代社会问题是其延伸的意义。你确实开始看到某类这样的诗人，如伊丽莎白·勃朗宁的诗歌，许多中产阶级诗人的作品，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冲动。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的贫困、努力与艰辛，认为必须要为此做点什么。
张：我可以插问一句吗？看来您赋予诗歌特别是宪章派诗歌某些乌托邦的功能？
迈克：好的。当然宪章主义期望一个更好的世界，它的极致可能是你描述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但我不太相信。部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翻译的问题，在英语中乌托邦或乌托邦式的内涵有不现实的或不可能的意思。当某件事在英语中被描述为像乌托邦，它隐含的意思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在现实中不可行。所以这不是我的意思，因为宪章主义者坚持他们的目标会实现。
张：您提到考德威尔，雅克·朗西埃和阿姆斯特朗。他们被提起是否都是因为您聚焦的是美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您似乎更喜欢阿姆斯特朗，为什么？
迈克：好吧，因为阿姆斯特朗教授是我的导师之一，所以她对我影响大不足为奇。我经常提到阿姆斯特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是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批评的领军人物。由于宪章主义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所以不讨论阿姆斯特朗对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研究是无法谈论宪章主义的。但是另一原因是阿姆斯特朗也是个美学理论家，总体而言，我发现她讨论的关于如何审美，美学何为等理论，对我来说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张：因为阿姆斯特朗，我想到激进主义。您的思考也非常接近激进主义的一些观点。在当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也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我想能否请您谈谈对这一思潮的看法。
迈克：好的。阿姆斯特朗说过，“美学不是政治，但它使政治成为可能”，这句话的内涵很重要。如果你沿着这一思路，阿姆斯特朗探讨的是所有人，每个人都有一种审美能力。还是要回到前面所谈的民主问题，问题在于是什么使民主成为可能。因为历史上右翼的看法一直是大多数民众太愚蠢，不值得信任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政府的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们总是建议政府工作最好由精英来行使，而左翼的相反观点是大多数民众并非是愚蠢的，辅以适当的教育，大多数民众完全有能力作出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判断。美国激进主义语言哲学家乔姆斯基的观点是，因为大多数民众拥有语言能力，思想上成熟，这是大多数民众应该被允许投票的原因。阿姆斯特朗教授曾说，“因为大多数民众拥有审美能力，那这就是他们应该被允许投票的原因”。这正是基于青年马克思所谓对“类存在”即人类基本能力的理解。我认为民主，表现民主的能力实际上是我们类存在的一部分。
张：的确很有说服力。但我想英国的左右翼和中国的左右翼似还有很大的不同。英国的左翼是一股批评政府的力量，而右翼即新自由主义似乎更多采取与政府合作的姿态。但在中国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更接近西方国家如英国的左翼。
迈克：是的，部分是由于在我们这两个国家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在英国，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将社会的经济领域开放给市场和资本，而在中国国家实际上扮演着相当不同的角色，它要限制、规范社会的某些部分参与市场。
张：所以，阿姆斯特朗所说的“美学不是政治，但它使政治成为可能”，已经精确地概括了宪章派诗歌的特点。您认为从作为一个连接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幻象的中介来说，宪章派诗歌是一个完美的典范吗？
迈克：我不确信它是个完美的典范，但它的确是个典范。我想你是对的，美学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思考人类如何在从一种状态跳入另一种状态时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更可取的，或更人道的，或者其他。
张：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麦西(Massey)与本雅明。我不确定您怎样界定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与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您认为“千禧年主义”的概念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或者仅仅是中性的？
迈克：很好的问题。我试图在那篇文章里思考的是在这两者间的差异，即你希望社会变革的情境和进行这种变革的社会力量可能的、相对等的能力。我理解弥赛亚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愿望，某种意义上是实现那种变革的历史驱动力。相比之下，千禧年主义也代表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愿望，但是缺乏任何一种历史能动力来实现它。
张：我想千禧年主义是否代表着一种逃避世界的态度？
迈克：很难断定。因为千禧年主义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仍然想要改变世界，从消极的含义看，千禧年主义不知道如何改变世界。除非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它不能够想象世界的改变，而弥赛亚主义不仅有积极的渴望变革的内涵，在它通常可以确认历史力量，历史能动性并进行改变的能力等方面，也是积极的。在麦西的个案里，它是指人民。但是这不单是个体态度的问题，不单是主观态度的问题。它更是指历史时刻，历史方位的问题。本雅明指出，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历史时刻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如果你的生活中好像革命即将来临的样子，你实际上是生活在一种幻觉状态下。本雅明和麦西都想分享的是，他们的写作都发生在革命遭遇历史性失败的时刻。简而言之在1848年那一时刻，看上去革命似乎即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到1850年很清楚革命并未发生。因此麦西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激进分子面临着我们该做点什么的问题。选择的结果是宣称放弃，只能说宪章运动结束了，它从未成功，做点儿别的吧。或者，我想他在他的诗歌里说了它的目标，价值，宪章运动的愿望是令人信服的，即使运动已经消亡，我仍然相信那些价值。而本雅明写作的时期，是个更危险，更具灾难性的失败时期，因为在1930年代早期德国共产党的预期是资本主义朝着他们认为是其最终的危机的方向运行，他们是那些最终接管革命成果的人，他们将掌管权力。当本雅明写作历史哲学笔记时，对他来说很清楚德国共产党的预期仅仅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权力观，是完全错误的。本雅明对失败的定位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特殊解释，他将马克思理论看作具有第二国际的特征，它假设历史可以跨阶段前进。历史上有一个世纪的进步论，本雅明试图吸引人们注意的是这一思想的模式是多么危险。历史是个无止境的过程。历史不是直线型运行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明也许会摧毁自身，这是一个我们有能力向后移动就如同向前移动的社会。
张：所以这样来看，本雅明和麦西是一致的？
迈克：他们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共享的部分，我猜测也是他们同时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都面临那样的问题，即你如何在一个看似无望的情境下保持希望活下去。我想对西欧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始终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张：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今天是失败了吗？
迈克：不，我的意思是英国的左翼自从1970年代以来已经在撤退，所以我们已经失败将近40年了。在某种层面上，英国社会比我年轻时更加远离了社会主义。如果你考虑一下在不列颠最富有的国家的某些方面，那些是一个国家潜在的社会主义因素：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或者你再在其中加上大量工业，或部分集体制经济。你将之与我们今天的情况作比较，你会发现高等教育、大学教育不再免费，医疗服务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现在很少由政府主导。由此可见客观上相比30或40年前，我们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张：我想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遭到更深的批判？
迈克：是的。在西方有趣的是导致金融危机的这种方式，我们被告知市场将解决所有的问题。金融危机揭示了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市场有相当的能力制造它自身的问题和自身的危机。现在在西方我们置身于那种奇怪的情境下，我们不再信任市场，因为经验教会我们市场不可靠，但我们不相信除市场外还有别的路子。这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奇怪的双重逻辑困境。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确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政治世界，在其中我们知道我们已有的行不通，但是我们想不出别的出路。我想是如爱因斯坦所说过的，精神错乱是指重复同样的行动而期待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如果那个说法是正确的，我想我生活的这个社会现在一定是疯了。
张：对今天的社会来说宪章运动还有启示意义吗？
迈克：是的。宪章运动遗留下来的启示意义体现在各个方面，从一个非常实际的层面看，宪章派最后要求的年度议会，将会提高我们民主制度与民主结构的健康程度。其次，宪章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范例，显示了普通工人大众有能力自我组织起来，动员和改变社会，因为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宪章运动某种层面上是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实现它要求的变革，而在另一层面上它确实又是成功的，因为它促进了政府的变革，促进政府引入了新的立法。同样在公民社会意义上，宪章运动扮演了提升成人教育的角色，首先一个例子是，工人阶级的教育。更普遍的是，许多宪章主义者继续参加合作运动，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的前半叶，合作运动在改变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方面发挥了不可思议的积极作用。所以在各个方面宪章运动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
作者介绍：张蕴艳，女，1972年生，浙江温岭人，文艺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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