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证辩证法初探

马克思实证辩证法初探

作者：鲁克俭

学术研究 1999年12期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058—05

近年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关注的焦点也已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扩展到马克思的一般研究方法。其中，“从后思索法”、“猴体解剖法”、科学抽象法、实证方法等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理解也一直存在很大分歧。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把马克思看作黑格尔主义者，有人把马克思看作经验主义者。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倾向于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实证科学，如梅林就说：“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注：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判了这种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重庆出版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再是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做法。如柯尔施就力图排除乃至否定马克思学说中的“经验社会科学的因素”。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把成熟的马克思看作是认识论上的反经验主义。本文认为，真正能代表马克思研究方法的，是实证辩证法。

一、何为实证辩证法

所谓实证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上的具体体现，两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实证性是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23页。）马克思在研究中认真探讨实际经济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使概念的规定和改造建立在充实的材料基础上；总是着力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实际矛盾进行具体研究，注意收集和积累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比如马克思曾经写信给恩格斯：“我在经济学的写作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实际材料，因为这在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56页。 ）从1859年1861年，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对各种官方统计资料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同时尽可能地收集和了解实际的生产和流通等方面的情况。马克思还掌握了许多有关工人阶级生活及其与资本家矛盾的第一手资料，密切注视当时英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形势，阅读各主要报刊，并作了必要摘录和索引。总之，经过数十年的《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基本上把握了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脉搏。

马克思还非常注重对历史上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学材料的收集和占有。他阅读并分析了大量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并写了《剩余价值理论》。通过经济史材料的收集和占有，使马克思更加明确了现实经济矛盾的来龙去脉。

因此，马克思公开承认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不意味着他背离了实证方法。熊彼特说，马克思“因他的论证和黑格尔的论证之间可能找到某种形式上的类似而感到高兴。他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使用黑格尔派词汇。但也止此而已。在任何地方他也没有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分析他的论证，足证他在那里所说是真的，不是自欺欺人的。他的论证是根据社会事实的，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出自哲学领域。”（注：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第16页。）

辩证性是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核心。这种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科学抽象法，具体来说就是“理想化抽象法”。人们常说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实际上仍语焉不详。应当说从具体到抽象在马克思那里具体表现为“理想化抽象法”。

从具体到抽象，可以有很多种情况。所谓抽象，包括分析的抽象和理论的抽象。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本身就是一种抽象法（分析的抽象）。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等人的“任意的抽象”、“强制的抽象”，提出了“理想化抽象”方法。即先构造一个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理想的东西”，如理想“价值”，再通过对理想事物的研究，概括出事物的`规律。可将此称为“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运用于现实时，再充分考虑干扰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引入相应的约束条件，对规律的表现作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解释和符合现实。

实际上，此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常用方法，如真空状态下的自由落体运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两大工具。实验就是一种理想化方法。没有实验造就的理想状态，科学家就无法“拷问”自然界，数学方法也就无用武之地。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8页。）列宁说：“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 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求首先抓住最典型最不受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影响的情况，在弄清情况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注：《列宁全集》第6卷，第302页。）

马克思经过长期的经济学研究，构造出理想的“价值”、“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论等经济学规律。《资本论》第一卷集中阐述了这些理想状态下的规律，第三卷则是这些理想规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由于第一卷所阐述的经济规律在引入现实的约束条件下可以很完美地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因而表明这些规律是科学的，也说明马克思构造的理论模型是成功的。

理想化抽象方法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容易的事。可能所构造的理想事物会不合用，也可能从理想事物那里提炼不出规律性的东西。总之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并且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马克思的实证辩证法决不是经验主义任意的或强制的抽象，更不是僵化事实的汇集，是真正科学的方法。

二、马克思实证辩证法形成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与辩证法的“重逢”和对实证主义（不是实证方法）的自觉疏远。这种转向主要不是由于外在的推动，而是马克思长期经济学研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第一，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马克思即使在早期推崇实证方法的时候，对经验主义仍持保留态度。如他说：“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第73页。）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越来越感到单纯经验论的不足，说“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256页。）后来，马克思干脆把经验主义叫做“粗浅的经验主义”。

马克思还批判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新形态，当时在英、法等国已经很流行。实证主义把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探求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对此马克思很不满意。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923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说：“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19页。）这说明马克思对孔德实证主义非常反感。马克思干脆把它叫做“腐朽的实证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卷，236页。）

第二，马克思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辩证法。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放弃了用否定性辩证法论证共产主义的尝试，但却保留了“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哲学前提。没有这一前提，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何以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就令人费解。可以说，没有矛盾辩证法就不会有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了正面论述，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144页。）这实际上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隐性逻辑的矛盾原则显性化的表现。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没有放弃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如在《巴黎手稿》中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89页。）在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他特别注重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并将其升华为“理想化抽象法”。

第三，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形成还与其明确区分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密切相关。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期，马克思尚未形成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两者的区别还是初步的，到《剩余价值理论》时，就非常明确了。他认为，斯密既力求运用抽象思维，又有一套描述现象的方法，即斯密二重方法论。斯密之后，李嘉图坚持斯密抽象法，而庸俗经济学从萨伊开始，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抽象法相对立。庸俗经济学注重作各种现象表面联系的归纳，尽量以现象间的表面联系来取代古典经济学已经认识到的本质规定。他们甚至会吸收许多新的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力图保持理论的“逻辑一贯”，但绝不会揭示现象间的本质，只是对现象间表面联系作一种最肤浅的分类性描述。因此，庸俗经济学完全放弃理论的抽象，把现象的描述作为方法论的原则，将思维囿于现象的表面，只从“看得见”的各种范畴来论证。马克思则坚持对现象的本质的认识，并通过理论的抽象来达到本质的认识。

第四，马克思不满于“任意的抽象”和“强制的抽象”，力图探索一种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说，在詹姆士·斯图亚特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在从它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因而表现得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马克思虽然肯定了李嘉图坚持抽象法，但又认识到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才使他采取了错误的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第二册，497页。 ）“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340—341页。）“他想通过强制的抽象把多种多样的现象只归结为唯一的一种情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第二册，300页。 ）马克思把这种做法称为“非常粗暴的和理论上软弱的抽象”。马克思还指出：“经济学家正是把这一方面——不仅是一种任意的抽象，而且是一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消失的抽象——确定下来，以便把资本表述为任何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当然，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他们任意地把一种要素确定下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169页。 ）“强制的抽象”和“任意的抽象”都不可能达到科学的认识，因而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逐步探索一种科学的抽象法。

第五，重读《逻辑学》，促使马克思将其实证辩证法思想明确化和系统化。通过1844至1857年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实证方法为基础，但又超越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具有辩证的特点。与辩证法的“重逢”，促使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作马克思实证辩证法初探自觉反思。马克思1858年1 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了给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50页。 ）这种方法论自觉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得到明确阐述，这标志着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正式形成。

三、马克思实证辩证法与二十世纪科学哲学

近代欧洲哲学有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实际上也是研究方法之争。康德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片面发展，走向思辨唯心主义。出于对黑格尔的反动，现代西方哲学是从比经验主义更彻底的实证主义发端的。经过经验批判主义（实证主义第二代），到本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开始兴起。在本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经验主义在科学哲学家内部开始受到怀疑和挑战。波普举起了批判理性主义大旗，向康德回归。

近代科学由于与经验主义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不论是科学家（如牛顿）或是经验论哲学家，都把近代科学的成就归功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念，而本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则将此推向极端。人们发现，作为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与现代物理学的实际不但不相符，甚至是背道而驰，因为现代物理学恰恰是理性力量的产物。一旦突破了经验主义的狭隘眼界，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近代科学，人们便发现，近代科学也离不开理性。正如赖欣巴哈所说：“观察到的材料是科学方法的出发点；但是它们并不就是科学方法的一切。它们要得到数学解释的补充，而数学解释则是远远超出了对于已被观察到的事物的陈述的”。（注：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第84页。）“牛顿物理学与两个世代以前弗兰西斯·培根所画出的归纳科学图式大不相同。单只是观察到的事实的收集，一如培根的归纳表所显示的那样，是永远不能引导科学家发现引力规律的。”（注：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第85页。）

实际上，西方主流科学方法论思想从孔德到波普的100 多年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在马克思一生研究方法的两次转向中得到浓缩的体现。马克思早期，几乎与孔德同时，大力倡导实证方法，拒斥形而上学。而当孔德热衷于阐发其实证主义思想时，马克思却已认识到单纯实证方法的局限性，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更符合科学研究实际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实证辩证法与波普的试错法尽管内容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经验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努力，得出科学的认识；都否认单靠经验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理论。

另一方面，科学理论还存在一个验证的问题。按照科学哲学的一般观点，科学理论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证实或证伪）。而把经验与理论相对照，首先需要运用演绎法从一般推出个别结论，以便与经验相对照。赖欣巴哈举例说：“牛顿自己清楚地看到，他的定律的真理性要经由它的内涵得到证实之后才能够得到确认。为了推导出这些内涵，他已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微分法；但是这种演绎的光辉成就并不能使他满意。他需要量值上的观察证据，于是通过对于月球的观察（月球的每月运行构成着他的引力定律的一个实例）来验证内涵。”（注：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第83页。）这与马克思通过从理论模型到现实的应用以验证理论正确性的过程是一致的。实际上，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常用的理论模型方法（如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方法），与马克思的实证辩证法并无本质区别。当然，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尚未达到用数学公式表达的程度，因而在从理论模型到现实时，难免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马克思经济学模型检验的可操作性，这是需要后人着力加以解决的。

作者介绍：鲁克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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