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声里江南老

时间：2021-11-05 11:12:55 散文随笔我要投稿

杜鹃声里江南老

顺鼎既逝，增祥亦老。而用熏香摘艳之词，抒感时伤事之旨，由李商隐沿洄以溯白居易、杜甫，而诗史自命誉满江左者，则有杨圻焉。　　顺鼎是易顺鼎，增祥是樊增祥，这段话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晚清诗坛宗唐流派的基本断制。

一

杨圻（1875—1941）字云史，又字野王，少年与汪荣宝、何震彝、翁之润皆以名公子而擅文章，号称“江南四公子”。他的父亲杨崇伊为晚清重臣，曾先劾文廷式、后讦谭嗣同，被推认为戊戌党人死敌。李鸿章长子李经方赏识杨圻英俊多才，“以女（李国香，字道清）妻之”，因此云史未及弱冠便成为李鸿章的长孙婿，且以出色诗文揖让公卿之间，通州范当世（伯子）尝数叹“杨郎清才”，康有为以“绝代江山”题其诗集扉页，张百熙因其落笔“气息清厚骨力雄秀”而许之“二十年后江东独步”——梦回前朝、晚明的“江东独步”乃是吴梅村。杨圻婚后追随岳父出使英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顺天北闱乡试南元，豪于“我亦江南第一枝”，清末一度曾任驻新加坡领事，辛亥国变则弃职归里隐居，所谓“带甲满地，天下无干净土，而圻则林卧江乡，寂寞人外，玩妇弄儿，若将终身”（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为生活所迫而奔波于军阀之间，则是此后的事。　　杨圻诗宗盛唐，杨士骧称为“清雄典雅，直逼唐人”（《江山万里楼诗钞·跋言》），尤擅（吴）梅村体歌行，风格雄浑鲜丽，才华艳发，“江南才子”时誉名不虚传。弱冠即作《檀青引》，借名伶身世，叙一代兴亡，情辞哀怨而音节苍凉，不脱清圆妩媚之致，世以为其力足追攀梅村，一时名播海内，易顺鼎谓之为“煌煌巨制，包罗一代掌故，可作咸丰外传读”。描摹香妃故事的名作《天山曲》长达一千九百三十二字，时人更为叹绝。其他长歌尚有《长平公主曲》、《神女曲》、《金谷园曲》、《哀南溟》等。暮年杨云史于香港所作抗战诗章，沉郁苍凉，因此有“一代诗史”之称。钱仲联先生认为“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必推杨云史”、“才华富丽，魄力沉雄”，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其点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杨圻亦工词。“杨杜鹃”美誉得自收入年少诸作《回首词》，如下这首《清平乐·春别》：　　最无凭据，相忆销魂处。青琐裁衣深夜语，一树梨花疎雨。天涯芳草初酣，客中送客何堪？帘外一天春水，杜鹃声里江南。　　风流总属年少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八月，廿岁杨圻“偕道清泛游西湖曲院荷间，波清露冷，红藕已稀，画船荡月，残荷三两，煮小云团赏之”，美女香车，落笔自能“鲜明妩媚，音节自然，作者本色，自成一家”：　　玉人睡起愁何在？只觉流光改。江莲开尽野塘中，冷露无声暗里泣秋红。卷帘烧烛船来去，香满西湖雨。月明如水浸云房，何处冰肌玉骨自清凉？　　婚后八年李氏夫人病故。之后杨云史写了不少深情款款的悼亡词，声声动人心弦，择录其二：　　欢成恨成，钟情薄情，算来都是飘零，真不分不明。酒醒梦醒，风声雨声，一更听到三更，又四更五更。（《醉太平》）　　算来一语最心惊，今生同死同生。八年说了万千声，一一应承。一一都成辜负，教侬若可为情。人间天上未分明，幽恨难平。（《画堂春》）　　云史不仅清才过人，亦算艳福无双。其续配徐霞客据说更是十分美貌，艳冠一时，所谓“绮年时有端丽之誉，既归余，京师王妃贵妇争交欢之”（杨圻《江山万里楼题诗》），夫妻婚后同样恩爱非常，“君昔佳人我佳士，当时风采动京华。春光如酒人如玉，绣榻珠帘看落花”（《与霞客看海棠感旧作》）。　　杨圻的情感世界因此显得相当让人艳羡，先后两位妻子皆称“美而贤”，区别只在“前人与我同欢乐，后人与我共苦辛”（《两妻叹》）。“郎君才调压时流，日日新诗解我愁。修到江州司马妇，何须万户喜封侯”，这是徐夫人针对丈夫《天山曲》的题句，将自家心迹表露无疑。她更曾在丈夫大病初愈之后赋诗“遥知病骨梅风格，应更清诗雪肺肝。半世不闻温饱语，家书未敢劝加餐”，她的的确确懂他。这位曾经“曼容厚养，曳纨绣而被明珠”出身名门的贵媛丽人能够裙布荆钗从夫“养志”之愿，所谓“一榻摊书，煎茶相伴，江村清雨后，灯火可亲时”（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弁言》），甚为难得。诚如史所艳称掌故“修为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张船山妻诗），杨圻诗中一再称徐檀为“瘦妻”正寓此意，妻子弃世之后所撰的《除夕遣悲》更直接表达了这一心情：　　东蜀船山是我师，平生风调在深闺。　　而今输与才人福，但祭梅花不祭诗。　　就诗词中的体现，杨圻是多情的，对于李、徐两位妻子，甚至风尘中的校书、娶回家的侍妾，他笔下都充满怜香惜玉。难怪有“新宋学”根基难免道学家口吻的钱基博要讥其“一囊诗句但谋妻”。　　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战败，杨云史正欲随吴赴山海关督师之时，逢徐夫人病逝岳阳，杨云史仓促殡殓，随之即举家随军从行，“从此潇湘好烟月，一生肠断岳州楼”，当时写下悲怆挽诗：　　要怜九月十三夜，死别生离第一霄。　　戎马书生真薄幸，盖棺照月便从军。　　门外湘江白露寒，夜凉相唤怯衣单。　　可堪万古团圆月，今世今年末次看。　　“如兄复如弟，忧乐久同群。将老成知己，余生但忆君”（《还家哀祭怀夫人》），红尘夫妇能有如此相感相知，杨圻是幸运的。杨圻日后曾将《悼亡四种》付梓，吕美荪还为之题诗，诗后小注云徐夫人为“皖南陵徐仁山廉访之女，美而知书，云史比之阴丽华”，吕美荪显然与杨云史一家很熟识、她甚至跟杨在徐逝后又娶的爱妾狄美南同样往来密切。　　二度丧妻之后杨云史深感寂寥苦闷，尽管“求凰绝调休重理，此曲闻之我断肠”，甚至“与君情爱异世俗，为君长绝夫妇伦”，乃至“杨圻亦有夫妻树，我死当开并蒂花”（分见《两妻叹》、《二月归石花林，红梅半放，高与楼齐，霞客夫人手植也，折花酹酒，哭之肠痛，无人知者，时深庭游春雨雪之夜》）——但风尘际遇却不在此例？至少自言始终不涉花丛的.人儿几乎马上就开始频频流连风月场所，“近来英气消磨尽，只画梅花赠美人”；“闲眠绣榻听春雨，共卷珠帘看落花。幸有玉人同在客，为怜游子已无家”——这首《三月半阿美席上有感》的小注就是“去年今日迎霞客夫人到岳州”——我这号没出息人面对此情此景难免惊心于男人何其“忍心”、心上插刀亦觉不出疼痛？当时杨圻虽已年过半百，据说犹不减少年风度，与名妓陈美美相交后，曾仿吴梅村《圆圆曲》作《美美曲》。好事之徒抄录投寄上海《申报》副刊，于是“云史艳史”遍传武汉申江，“一自新诗传万口，家家红粉说杨圻”——据说这段艳史还救了杨云史一命。　　北伐军队摧垮吴佩孚主力部队后，吴西走白帝，辗转入川，杨云史没来得及跟上吴之步伐。此时陈美美冒险把杨云史藏在香闺。风尘女子的深心悲苦能真正为流连风尘以之“疗愁劝酒”的男人所理解、体察的，其实很少，枉言甚么“年来海内尽知卿，惭愧风流小杜名”（《留别美美·八月望日陷敌中作》），终要离别、只有离别，“原知欢蒂是愁苗，悔把温柔慰寂寥。枉负才名倾粉黛，风流两字太魂销”，常是痴情女子不懂的才子陷阱：　　戎马经年衣满尘，强欢暂醉暗伤神；　　平生热泪黄金价，只赠英雄与美人。　　照眼枝枝红雪堆，胭脂难买好春回；　　罗浮以外非春色，从此杨圻不画梅。（《滨行阿美再索画梅为题四绝》）　　杨圻五言山水诗亦甚工。如《观音山》：　　不见云中寺，幽苔满春山。　　但闻钟磬响，摇荡江天间。　　细雨松门落，数声烟鸟闲。　　风泉澹澹听，相对自潺潺。

二

吴佩孚去世之后，杨圻以四十首五律《哭孚威上将军》，平心而论，比他那些艳名远播的悼亡诗写得好！　　杨圻自谓壮年一度“长揖王侯，驰鹜声合，以求激昂青云，致身谋国”（《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自叙》），中年之后虽浮沉江海而始终意气不衰。钱基博先生著文却文史笔诛心，道是：　　特是弹冠新朝，猥托攀髯之痛；委身强藩，特多阿谀之辞；进退失据，殊有足为诗史玷者焉。　　此断恐怕多少有失厚道。“论古诛心易，生今下笔难”（杨圻《哭康永胜》），杨圻为人为文或者多少有文人特有的天真、单纯乃至憨厚，例如《初至黄州呈吴将军》所言“愿共英雄同患难，不须妻子问平安。即今横槊临流处，付与他年指点看”，但他对吴佩孚的“知遇”与追随确有回报知己的真诚。所谓“丈夫事主贵终始，相从患难吾愿偿”，“蓬莱将军浩然气，允文允武至大刚”（杨圻《鸡公山感怀诗一百韵》）。钱仲联先生以为杨圻之与吴佩孚不离不弃，“成败不足论，其人亦一奇男子也”（《梦苕庵诗话》），更为体贴。何况“仲宣意气消磨尽，逼人婚嫁杀英雄”，“男儿重失身，八口累诗人”，一代名公子在民初乱世的沦落，钱基博先生似乎少了几分感同身受？“平生以儒术遨游公卿诸侯间，忍辱求饱，垂老愈抑塞，含泪渡海，鬻文苟活，其遭遇视元遗山尤酷”（陈灨一《杨云史先生家传》）。“公子王孙不值钱，看他痛哭走江边。锦衣垢面谁家子？到我家中草榻眠”。杨圻对民间疾苦这类文质彬彬的关怀也绝不虚伪，即使他并不长于具体的操作技术：“生今之世，不贵独善”，他真诚地揪心于“何从知鬼趣，直是画流民”、“能吏千百来，聚敛尽锱铢。急流见人心，勇退徒全躯”的现世伤痛。　　“思乡春夜短，别主寸心难”（《寒夜作家书时奉军南下苏常齐军溃掠江南再乱寄妇霞客·正月初七黄州舟中》），吴佩孚能让一代“名公子”折腰相从于患难，自有其过人之处，例如吴佩孚与杨圻同时有诗《初至黄州走笔示云史》：　　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　　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檝下黄州。　　据说此时吴佩孚“幕僚星散，惟圻侍左右而已”，“昔者中兴称同光，拨乱反正继成康。胡曾左李读书子，义军突起淮与湘”（《鸡公山感怀诗一百韵》），杨云史对吴佩孚这位“儒将”，未尝不是怀有更高的期许，所谓“敦诗能说礼，大将必书生”（《哭孚威上将军》），这是杨圻这种气质的书生对于兵事的理性追求与理想诉求。《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三卷，吴佩孚为之作序，希望借此“浩然之气，忠孝之文，乃得长存乎宇宙之间”，无论此语用来称道杨圻之作是否熨帖，至少这点理想主义是吴佩孚自己一生的坚持。　　杨圻在《哭孚威上将军》中追念吴佩孚“勋劳在国，美德入人，坚贞刚大，弭纶六合”虽有美化的成分，但征之于《吴佩孚文存》作者夫子自道，却也有几分在理。陈灨一《杨云史先生家传》曾载丙寅（1926）年吴佩孚征战武昌，秋大水，幕客张其锽因有决江灌敌之议。杨云史与吴佩孚之间发生了如下对话：　　（杨正色曰）：此闸倘诀，咸宁七县皆淹没。七县之民近千万，敌卒只四千，以四千之敌，而断送七县人之命，毋乃太残忍乎？且敌高居洪山，平线在武昌城上二三十丈，决水则仅与江平，诚恐敌不一毙，而百姓悉遭巨劫矣。两方树帜举兵，皆称救民，我不救民，而翻戕民，则天下之人将无恕之者也。　　（吴动容曰）：予固知其不可为，亦不敢为，君即不言而已察子武（其锽字）之计失耳。　　此种拯民于水火急难的理想精诚，正是杨、吴能称知己的人格基础。就吴佩孚“春秋人口满，大道铁肩任”、“律己严三戒，逢人说五经”、“但期人救国，奚必我成功”的道义期许看，他得势领军之时“爱民如伤”是可能的。因此他才会在失势下野之后“潜心经典讲学论道以尊孔教、正人心为己任”、认为自己此举为“以教辅政”、正为“在野师儒之责”（杨圻《哭孚威上将军》夹注）——要不失书生本色。　　“知己”原本出于缘分。吴佩孚能够让杨圻感同身受“知我之深，从谏之美”、“以公刚正磊落，遂怀从一而终之志，声明不入仕途，但为幕友”，才是这位心高气傲又“别有伤心”的昔日名公子折节相从的根本原因，“恩义久而弥厚，得主如公，此生不虚”。他们之间有着莳花艺菊、诗酒欢宴的不俗交情。与之相反的例子，轻薄的张学良也曾表示希望杨圻能为自己逐日讲解《贞观政要》，“使瞭然于一代明君施政治军之所在”，杨圻依约前往，张学良却根本没有去过书斋一次，这让杨圻叹息“前言讵戏老夫耶？孺子真不可教也”而终究“因以病辞”、“拂袖而去”（陈灨一《杨云史先生家传》）。传统文人看重的，原本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杨士骧《江山万里楼诗钞·跋言》称杨圻“温文尔雅，持身恭，与人忠义，外婀娜而内刚健”非尽为应酬话。　　吴佩孚诗才并不见佳，据说作品多曾经杨圻润色——至少杨圻诗中自认“公有著述，必召往商略，或遣僮送示”。这些作品中写给杨圻的至少有《赤壁春望书示云史》、《除夕示云史》、《寒溪寺偕方严云史看梅花二首》、《书竹示云史》。“秀才大帅”气质粗浑，他喜欢竹、爱画竹、也写过至少数十首咏竹诗，但这些诗之不够精美雅致也是显而易见。他的爱国热肠与民族精神毋庸置疑，但他的典范追求不妨说的确还是略带几分江湖气绿林气的忠孝节义，例如《怀古》写岳武穆（飞）：　　黄龙捣去臣心愿，金字牌来士胆寒，　　无限风波无限恨，可怜二圣不归还。　　至于那点文人色彩，也许就体现为“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吴佩孚《回防途次》）的现世功业无法实现之后、保持了一份“穷则独善其身”的通达，例如为杨圻生日画竹并题写绝句：　　腊酒声中索故居，前尘回首梦何如？　　廿年铁门余生涯，剩水残山且读书。　　再录其一首《写竹述怀》：　　我从去年离帝京，罢战谪居在湘滨。　　潇湘多竹甲天下，风晴雨雪各具形。　　我今感时学写竹，叹息时局多棘荆。　　尽日写竹消块垒，酒后搦管任纵横。　　写尽胸中不平事，写出胸中磊落之光明！　　胸有成竹腕底运，下笔春蚕食叶声。　　斯须千竿万竿出，一洗尘嚣满座清！　　关岳风秉春秋节，韩范胸罗百万兵。　　符节运筹严号令，丹青竹帛独立名。　　百炼此身成铁汉，南天砥柱一身擎。　　燕雀焉知鸿鹄志，冲破秋空一点晴。　　恨不渴饮东瀛水，策马昆仑顶上行。　　昂头天外飞巨眼，左倾太乙右长庚。　　人生富贵竹头路，成败兴亡棋一枰。　　日本侵华占领东三省后开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意图拉拢当时在北京隐居的吴佩孚出山。杨云史受章太炎委托，去劝阻老上级不要误上贼船。不久，暮色苍茫的太炎先生也亲自赶到北京进言。吴佩孚最终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据说吴曾质问日本人，“难道我还不如张作霖吗？”有此大节无愧无亏，才匹配了杨云史为吴佩孚所作挽联：　　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　　大名垂宇宙，长留正气在人间。　　吴佩孚深得文士好感，并非无端，其人戎马倥偬之暇尚有著述之雅，“秀才大帅”的根底在孔、孟之学，“以正心诚意为本”。例如《大丈夫论》，据说“在四川行营，就心所欲言，笔之于书，日积月累，裒然成编”，虽然内容不过整合孔、孟、程、朱之言，“可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其惟大丈夫乎”——故其文正题为“师训大丈夫篇，吴佩孚谨录”，其胸次颇可一见：　　处可表正乡党，绍孔、孟之传于不坠，出可匡救君民，达伊、吕之学而无遗也。子等分外加鞭，黾勉前进，常以大丈夫自许，切勿如宵小辈自暴自弃也。实有厚望，可不自励乎哉。　　如此取天下之善，天下之善无不来归，如此去天下之恶，天下之恶无不感化。此君子所以为君子，自始至终，自生至死，绝无一点含糊处，亦无一件不明事也，子等皆当自勉。刚者恐恶恶太严，不能格天下之非，反使非者自惯其非。柔者恐模棱两可，不能纳天下之善，反使善者陷於不善也。其中机宜，诸子自取。　　就文意言，此似乎是吴佩孚的建军思想教材？民国八年三月（1919）“陆军第三师长吴佩孚”针对内战发表意见、作《国本论》——其题原本为《论礼教为法制之根本》。有自叙曰：　　天下之变，原有其不可变者在也，非由变而归于不变，不得休宁。变者何？法是也。不变者何？道是也。道之燦著者厥惟礼。佩孚以书生作军人，由直而奉，而吉而晋而蜀、湘，对内对外，经数十剧战，虽幸免败衂，实已心痛而鼻酸矣。

三

道杨圻“与论事有远识。以其才器用於世，必成伟事业”（杨士骧《江山万里楼诗钞·跋言》），亦未必当真，但最后一代“名公子”不堪“惊才绝艳，出入温（庭筠）李（商隐）家数”的价值追求是实在的。所谓“尚气好奇，优伶侠少，咸与推诚，而颇不慊意士大夫”的公子脾气，其实包含了一种对于价值真相的执著探索。例如他不仅称颂民间豪侠之士大刀王五能够晓得大义，“一人何足敌，六经乃真守。苟无义礼心，衣冠有禽兽”（《哀大刀王五》），更在谱写名妓赛金花（又名赵云飞、傅彩云）事的《云飞墓诗碣》后特别声明自己“我哀遗事谈天宝，不为闲情诔小青”，希望读者不要将自己与《彩云曲》（樊增祥名作）等量齐观：　　非以其任侠急难，作福闾阎，保全故宫宝物，要其风仪，有士大夫所难能者再？　　尤其在著名的《天山曲·香妃外传》中，杨圻一再表明自己立场所在不同于魏源之流“穷措大但闻瓜棚淫谑”、意在“明乎礼义之辨”：　　所贵乎记载者，彰善阐幽，有以劝百世也。鼎革后，东南儇薄士，喜刺探闺壶宫闱秽琐，以博微利，语贞而索然寡欢，诲淫则重足而听。甚且不考记传，臆说附会，一若非此不足以称艳闻。故虽草菅名节，使贞魄含冤，亦所弗卹。其於典章文献，不知而不以为耻，独事有涉於床第者，则穷搜乐道，不惮万言。廉耻道丧，互相炫鬻，其择术之龌龊，用心之鄙秽，不齿士类久矣。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中尝道杨圻之五律有唐人格调而“嫌少真味”。长调沁为词华而“稍乏剪裁”，都为过人之见。耐人寻味的是，杨圻的作品与他的情感，似乎到底都差了几分刻骨的震撼，不得澈底，他的学养根基都不差，诗学基础极厚，反而因此他的作品常有从书到书让人极为眼熟的感觉。例如被誉为“后主复生”的《相见欢》：　　井梧瑟瑟微寒，入帘间，如此江城秋色不堪看。思旧梦，有谁共，倚雕栏，惟有五更残月照江山。　　这其实源于一种天赋，不得强求，强求不得。　　就个人去就操守言，杨圻至少显得比易顺鼎拘泥得多——此亦算江南与湖南的气质性差异？也因此他对易顺鼎的放荡泼辣是看不惯的、更行不来。“忽闻忠孝事，未敢等闲看。轻生重知己，当世几人完”（《哭康永胜》），即使对于那些曾经偶尔留情的风尘女子，杨圻的内疚也是真实的，尽管他“少有不羁之誉，长负公卿之许”（《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自叙》），他的性格与修养决定了他更乐意、安于做个循规蹈矩可以“养志蛮荒”（李猷《杨圻传》）的好人，“仆少习庭训，士不以贵贱萦其心，而求忠信致其用，不自菲薄。尝本此旨以究治乱之故与立身之本矣”（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卷二卷三·自跋》）——只是时代不肯成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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