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飘忽的微咸气息散文
曹家湾的梅雨季节飘忽着一缕盐的气息。
最初我只觉得与村民院中的腊肉和腌鱼有关，他们习惯在旧历年底腌制畜禽肉，抹上厚厚的盐粒，以便留到来年最繁忙的双抢季节。但后来我发觉越往村后走，这种微咸的气味就越发明显。村后除了散落的民宅外，还有一座高耸马头墙、气势恢宏的曹氏祠堂。然而它那油漆斑驳的大门，在我的印象中却从未敞开过，因而显得神秘、古奥和隔膜。事实上，每次我去抗旱家，都得从祠堂旁经过。抗旱是我的同学，但比我矮一个年级。他父亲是个捉黄鼠狼的好手，每次去他家，我都注意到他家院子里悬吊着一长溜腌黄鼠狼肉，而篱笆外则是他家自留地，暗器往往就藏在草丛间。
抗旱告诉我，祠堂里面堆满了盐，已不像祠堂了。我问堆盐干什么？他说准备打仗，那可是战备盐库呐。抗旱说这话时神情怪怪的，说不上来是兴奋还是悲哀。我问祠堂的钥匙在谁手中？抗旱父亲说，在杨保管那儿。抗旱父亲身坯高大，面膛乌黑，因为得了肺结核，双抢时只能在晒场跟妇女晾稻子。在乡村，患慢性肺结核的很多，绝大多数得不到有效治疗，因为链霉素奇缺。那时候，父亲成了村民们搞到这种药的唯一希望。尤其孩子得了这种病，他们必来找父亲。而父亲则托远在省城的朋友购买这种药。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祠堂怪怪的。再仔细看那高崖断岩般的巨大的青灰墙面，竟不规则地渗出薄薄的盐霜；连墙上刚写的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也生出了青苔。我实在想象不出，这大而深的屋子装进去了多少盐。
祠堂在曹家湾几乎被村民们遗忘。他们打这经过时，只是麻木地扫它一眼。门上大锁锈死了似的一动不动，仿佛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只有在高高的瓦檐下做窠的八哥飞上飞下，它们似乎是祠堂唯一的守护人。不过，祠堂后土岗上那一片小树林，有一群老鸹不分昼夜地聒噪，与八哥们此呼彼应。我记得树林里还藏有一个防空洞——草草地挖了一半，那黑漆漆的洞口让人想到炸弹，与战备盐库构成了一种互证。
在七十年代的曹家湾，乃至整个皖南山区，你并不能直接感到所谓刀光剑影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你无法指认在田里干活的庄稼汉，哪个是地主哪个是贫农，哪个是走资派哪个又是企图变天者。但现在想来，你每天听到生产队长吹响的哨子其实就是政治，社员们在一起议定工分的'嘈杂声就是政治，甚至混杂着鸡鸣狗叫和有线小喇叭声的空气也燃烧着政治，石鼓上的细密水珠也渗出政治的气味。充斥政治颗粒的乡村是畸形的、僵硬的。然而最根本的政治却被忽略了：它是当下政治所带来全部后果或总和。在乡村，在曹家湾，它指向贫穷和疾病，同时也指向被它所考验的亘古的纯朴和良善，——它们比政治更政治地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深入到被烟灰熏黑的徽派建筑的内部，一直呈映在村民的眼瞳深处。它们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并且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残留着，如同腌货上的盐粒。
那么，是否可以说，进入祠堂的盐堆也是政治？在村民的眼神里，不难读出他们对祠堂、祖先的漠然和失忆，因为祠堂在他们的生活中已失去意义，在“运动”高峰期还成了“封资修”的产物，那个曾让老一辈荣耀的宗册也不知流落何方。
我一直想进祠堂看个究竟，但杨保管不会打开它。抗旱告诉我，政府每年还给杨保管发工资，但工资是多少无人知道，杨保管本人也不说。这一直是个秘密。杨保管就住在抗旱家附近，我记得他双眼浑浊且布满血丝，一口龅牙积满黄垢，说起话来唾沫星直飞。杨保管在村里的地位与众不同，他不是生产队长，却比队长更重要也更神气。他的裤腰上显豁地挂着一串钥匙：除了开队里粮仓和会议室，更有一把是开战备盐库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勤谨的、细心的，从未见他出过差错。
但杨保管患有慢性肺结核，父亲要我离他远点，尤其不要跟他面对面说话。其实，他也很少跟我这样的小字辈说话。然而，要命的是，他把肺结核传染给了儿子汉青。抗旱跟汉青同班，脸皮黄黄的。杨保管为此事找父亲搞链霉素，他说他自己死了就算了，儿子的病可马虎不得。父亲答应了，并数次为他搞到这种药。也许是无以表达感激，杨保管破例提出请父亲进祠堂参观。
记得那次山门大开时，我也尾随了进去。那个从外面看极为灰濛的祠堂完全变了个样！我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富丽堂皇的屋宇，这么美轮美奂的雕梁画栋！我的确惊呆了。与此同时，我也从未见过如同冰崖一般的巨大盐堆。我类似一只小蜥蜴，被巨大的盐堆托举到精美绝伦的高处，那雄梁上的金龙银凤几乎触手可及！也许正因为此，当时的我竟忽略了脚下这些灰白色的、坚硬如冰的巨盐，忽略了正是它让村庄上空莫明地飘忽着一种微咸气息。
站在盐堆上的杨保管也同样兴奋，双眼放光。他为战备盐库能选中曹氏祠堂而自豪。
“一旦打仗，这边是不愁盐的。”杨保管的话透露出巨盐的诱惑力。
那串钥匙在杨保管手中不时地发出响声。而静静的盐堆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的。它坚硬、紧密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知道，被忽略之物往往会在时间中更持久地显现出来。这是巨盐的力量。盐，固然是生命必需之元素，然而它一旦聚成冰山样的巨型物体并持续弥散在空气中，那又将如何？
当时的我不可能想太多。但在曹家湾所待的最后一个雨季，我惊异地发现，祠堂的整个高墙已不在一个平面上，下半部微微向外鼓凸。我将这个情况告诉抗旱，他皱着眉头说，盐山对墙体不断挤压，祠堂情况不妙。
事实上，我对祠堂的整体印象一直模模糊糊，原因在于我无法看到祠堂的下半部，那被遮蔽掉的精美的砖雕、础柱和抱鼓石。我甚至认定，祠堂不一定是它在世间腌制的最大物体，但它腌掉的线条必定是最美最迷幻的。尽管这种遗憾几十年后才产生，但巨盐的力量一直被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它用一种合乎人们欲望的方式对欲望进行腌制，同时使人们对“腌货”丧失感觉，最终“祠堂”被“盐库”悄无声息地偷换了，这种技术令我印象深刻。
不久我离开了那儿，数年后辗转来到古城安庆。有一次我去英王府探访，获悉当年曾国藩率凶悍湘军冲进来时，也曾被满堂华美斑斓的壁画惊呆过，但湘军仍奉命将它们全部铲除或加以涂盖。我想那时的湘军没有那么多盐，但他们有足够的铁铲、打火石和仇恨。
最初那几年，曹家湾还有村民到安庆来，父亲偶或也去那边。其时乡村已开始推行“承包到户”，祠堂里的盐山也已移走。但反馈的信息表明，祠堂倾斜得更厉害了，巨盐挤压和腌制的后果非常严重——有人预计它将在不久倒塌。但是拆除它，村民们于心不忍，也遭到北京或海外的曹氏后裔的干预。不久县里派来专家组，为祠堂绘制结构草图，然后将它的部件拆下运到县城，按原样重建。而从那以后，曹家湾便“空”了。三十年后我去那儿，整个村庄乃至陵阳镇已面目全非，徽派建筑几乎全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房子——一种毫无个性的、不伦不类的现代建筑。这跟我居住的安庆城一样，三十年来古建筑也拆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干巴巴的几个所谓“景点”。那些作为背景和氛围的民居、街巷已不复存在。
安庆西门外有条河被长辈们称作盐河，从前这里曾经舳舻云集，盐包成堆。表面上看它的确衰落了，渐渐被人遗忘了，但我感觉所有年代的盐包都在这里中转，然后运住四面八方，直到曹家湾。那种认为它衰落的观点，其实是一种诡计。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微咸气息。那堆巨盐被我隐约看到了。事实上，这种微咸气息有一部分来自我的悲哀。当它从我的内部渗透出来时，又多么像皖南农民在烈日下劳作的衣衫上再度结晶的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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