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印章散文
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是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形式。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父亲的印章散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办完父亲的丧事，在老屋的木板楼上整理着遗物时，“噔楞楞”一声，一枚拇指大小的木块跌落在楼板上。我轻轻地捡起来，擦拭后打量了一番，才发现这是一枚印章。从字面上看，这枚印章是父亲的，殷红的章面显得清晰、静寂而又肃穆，虽被尘封了多年，却依旧光艳如初，似乎映照着父亲的身影。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是典型的庄稼人。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堂，然而，硬是凭着勤奋和悟性自学了文化，在55年入了党，后来当上了生产队队长，而且一干就是十多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么丁点儿大的官，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对于一个近三十户人家的村庄来说，棘手的事情还真是不少，而这枚印章就是最好的见证。
上中学的那年夏天，我家院子中央的一棵梨树在暴风雨中折断了。雨霁天晴后，父亲便把一颗跌落下来的树枝去了枝叶，靠在了后墙根阴干，以备后用。那时候，哥哥正好在学习篆刻，而梨木又是篆刻的好材料，自然不会被哥哥错过，这也就有了一些大小不一的毛坯，再就是父亲的印章。
当然了,依照大队部的惯例，生产队干部的一些费用是可以报销的，父亲刚上任，刻制印章的费用也在可报之列。不过，父亲觉着就三五块钱的事还要找人批字什么的，太麻烦，所以就让哥哥给他刻了一枚。照父亲的话说，这样不仅能节省几块钱，还给了哥哥一次机会，实在是再合算不过了。
对于父亲的做法，哥哥倒是很乐意，可母亲却有些不理解：“村里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这样做，钱倒是省下了，可村里谁看见了？又有谁会念你的好处？”
听了母亲的`话，父亲憨笑着说：“咱这不是在图什么好，而是就近取材，图个方便；再说了，孩子刻的印章字迹是毛糙了些，可更有利于防伪啊！”
“图方便，防伪？就那芝麻粒那么大一点破权，谁会稀罕？”母亲嘟囔了几句，也不再多说什么，因为她知道，这不过是父亲的托辞。父亲一向省吃俭用，一分钱都恨不得切成两半用，当然不愿意把村里人的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了。
在父亲看来，大家既然信得过他，选他当队长，那他就得像打理自己的家一样，能省的就省一省。这其中的大道理，村里大都明白，可正像母亲所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想。有的人就曾在出公差办私事后来到我家，想找父亲通融一下，报销几个钱，可每次都是被父亲打着哈哈给搪塞过去了。
几块钱的事，对于个人来说，每天少抽几根烟都能省出来。可放在了生产队，大家比着学着相互效仿，那就是个大窟窿。俗话说：小窟窿不补，大了得尺五。父亲也许是知道这一点，才显得“抠门”，这着实让个别人不满。可父亲却不为之所动，终究没有滥用自己的印章，从而为集体堵上了一些亏空的缺口，也为大伙省了一些不该外流的钱。在这当中，那枚小小的印章，竟然成了一道防止集体财物外流的“拦门棍”。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父亲手头事务的增加，这枚印章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也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村里人借款申请、困难户补助报表、村里人的房地基初审等重大事情的意向书什么的，都成了它露脸的地方。对于这些事，父亲处理起来总是慎之又慎，也让母亲跟着操了不少心。
记得有一次，孙叔来找父亲，说是要在二亩坪给大儿子盖房子，想让父亲在初审表上盖个章。孙叔说，他的大儿子谈了个对象，女方把新房子列入订婚的一个条件。言外之意就是要再不盖房子，这门亲事可就黄了，所以想让父亲帮帮忙。
这可让父亲犯了难，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农村新建房一般依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是不允许占用农耕地的。可孙叔的老大今年毕竟已经二十又八，年龄已经老大不小了，拒绝吧，就可能耽误了人家小伙子的婚事，肯定会落下埋怨。一边是和孙叔几十年的老交情，一边是生产队少得可怜的那么丁点儿优质耕地，父亲掂量了再三，最终还是没给孙叔盖这个章。
这下可是得罪了孙叔！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孙叔每次见了父亲都黑着个脸，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而父亲却还是像往常一样，兄弟长兄弟短的叫着，并暗地里让母亲帮着去撮合这门亲事，直到女方松了口，不再拿房子说事，这才算解了孙叔心里的结。
一枚印章，一拿一放，轻而易举，对父亲来说真的没什么，可集体的利益可就受了损，这样一来，为少数人办了事，却要被多数人戳脊梁骨，很不合算，父亲心里明白着哪！他的心里自有自己的尺度和原则。不过，在生活中，一个人即便是再心细如发，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何况一个在土里刨食的农民。
一次，有一位采购员外出办事，临行前从生产队借钱，出纳不在家，父亲便替着收了欠条，在经手人处签了字，盖了章，并垫付了100元。可没想到事情没有办成，钱却几乎被花光了。而且糟糕的是，父亲手头的那张欠条也不翼而飞，这就意味着那100元是私人之间的事，与生产队已经没了关系，只有自认倒霉了。父亲当时被吓懵了，只能等着别人的良心发现了。
可最终，父亲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人死活都不承认他外出采购的事，更不承认从父亲那儿拿过钱。一张欠条，就是100块钱哪！100块钱，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对于农家人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可怎地说没就没了呢？这期间，人的良心、信誉、旁证什么的都已经不再作数。父亲做梦也不相信，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谁让自己把欠条丢了呢？没有办法，父亲只有打落门牙肚里咽，而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也跟着带了灾，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了，家里的油盐酱醋吃喝拉撒的基本花销入不敷出。实在没法，父亲只有辞掉了队长，担木炭、卖水果、干泥水匠以贴补家用，罪没少受，苦可是没少吃，家里的境况这才有所好转。
可没想到，清闲了没几天，大队支书又找上了门，说是大家伙嫌小队干部工资太低，没人愿意干，队长这职位还得父亲担着，并说：“全队党员就那么几个人，你不干谁干？”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尽管母亲仍是极力反对，父亲最终还是再次上任，他的那枚印章也重新出山了。
这样一来，每天除了家里的农活，父亲还得处理队里的一些事，身体上累得够呛，耳边又是妈妈不停的埋怨与唠叨，心里的憋的气别提有多大了。好在父亲是旧社会吃过苦的人，不像有的人酗酒、、拿女人孩子撒气那样，反倒是更加努力地起早贪黑来维持这个家庭。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便不再怎么唠叨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因身体原因，上交了公章，辞去了生产队干部，可他的那枚私章却还没有闲置下来，偶尔在大队的党支部会议上还要用一用——他是个老党员，有的事想撇也撇不开。
我上大三那年，大队部改选，有人为了能当上大队支书，走乡串户去拉选票，搞贿选，一时间弄得乌烟瘴气，父亲知道后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让搞小动作的人当选了的后果，便提出了大队支书的选举采用党员提名，队员投票的方式。并把非常重要的一票签名盖章后投给了群众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和大家一块儿挫败了一次贿选。
2000年春节前后，父亲因为身体，完全退出了大队党支部，那枚印章也就跟着隐退了。父亲把它和党员证放在一个小铁盒子里，又把小铁盒放在楼沿的香椿木函中。党员证还偶尔翻翻，可那枚印章就再也没有动过。
如今，父亲已经长眠在屋后的山坡上，他的身躯在渐渐没入土中，而那枚印章却还存留着，成了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印章虽显得粗糙，可章面光洁而又清晰，颜色如旧，发着亮光，也带着余温。捧在手心里，我忽而感觉到这不是一枚印章，而是父亲一颗忠厚而又赤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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