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淡的云散文
兴隆的秋日，晴空是那么高，那么蓝，时有一抹散淡的流云，擦着南山岭峰，久不逝去，看去像一把扫天的扫帚。此情此景，常让我想起兴隆的朋友们。
我时断时续在兴隆多年，结识了多位朋友，他们都有些文气，妙用手中的笔，描绘着行进中的乡土，宣传兴隆。而今，有的已谢世西去，我常想起故友王世俭、王汉臣、朱呈云等。无论我作为报社记者去兴隆采访，或在区、县任职，他们都给过我实实在在的帮助。相比较而言，程云兄给我的帮助更多一些。
从1957年1月始，我在承德报社编《党的生活》，就与呈云兄通信神交。从来稿中知道，他是兴隆前苇塘人，土生土长的“秀才”，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因为写作，爱搜集素材，老党员、抗日老英雄的事迹，多有积累。我就常打电话或写信向他约稿，他是快笔头，有求必应。说实话，快是快，稿子有点糙，明显是一遍稿，还得打电话或写信要他补充。约在1958年仲夏，我去兴隆才见到他。快乐的长方脸稍显内敛，说话轻声细语，烟不离嘴。交谈中得知，我俩不仅年龄相近，并有相似的经历：都在县委办公室伺候过两任书记，日日伏案忙个不停。因他笔头子快，素材多，当时还被指定参与编写《兴隆县志》和《兴隆县党史资料》。忙归忙，总能挤出空儿和我交谈。历史的，现实的，他说的要比写的更生动，脑子里简直是一部活县志。那时我们的交往，自我感觉心灵是相同的，但碍于政治环境，不讲许多私房话，生活上多些细微照顾；再是，我要采访的，他能掏心告诉我一些真话，我就心满意足了，那是大吹大擂的年代啊！
他熟悉新闻报导，以他的眼光提供的新闻线索新颖而准确，使我的工作增色且少走弯路。我在兴隆先后采写过五名好党员，发表后都有较好的反响，多被评为好稿。1962年前后，我拾起了扔掉多年的文学创作，每发一篇小说，他都仔细研读，并猜出某些素材的来源。发在《河北文学》上的小说《尾台戏》，他认定是源于兴隆半壁山，细读多遍，我由衷地赞佩这位知己。他给我的'最大帮助，是送给我的《兴隆县党史资料》和《兴隆县志》。尽管困难时期印刷粗糙，书中的史料对我了解兴隆极为有用。我一直认为呈云兄编写这两部史志是对兴隆最大的贡献。两本书跟随我几十年，常是我写作中的参考。我的长篇小说《历史在说》出版后，有好几位兴隆朋友或在兴隆工作多年的人，来信或在电话中问我：你书中的“三十六友”等历史故事，我都没听说，你咋知道的？我老实地提及朱呈云兄送我的“党史资料”，不过做些艺术处理。我曾多次感叹：此书出版太晚了，如若呈云兄还在，他肯定高兴不已，会是最忠实的读者。我真想去他的墓前烧上一本，尽管是虚幻之念，却可释怀。
我们俩真正在一起的时日，是我在兴隆任职时去隆化搞“四清”，他在分团任办公室主任，我是分团驻地的大队指导员，一个灶上吃了近两年饭，也算是朝夕相见。他像我在兴隆工作时那样，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提醒。我负责的大队是分团政委（也是县委书记）蹲的“点”，生怕出意外，特别劳神，睡眠也极少，身体一度出现眩晕、心颤，书记张家驹知道后，以他自身的体会，说我是累的，他要在队上顶一段班，要我别想工作，安心休养，白天去山上闲转。呈云兄比我都急，自告奋勇催我、抽时间陪我，两人闲步于山野，他有意说些与工作无关又开心的话题、趣事，散步也散心。每天爬半日山，夜间睡眠也香。几天后，症状果然消失。我对领导心存感激，也非常珍惜呈云兄的关爱与友情。
我们最后相会，是上世纪80年代我再次去兴隆挂职。他那时任兴隆镇党委书记，工作虽忙，晚间没会时，他就去我办公室兼宿舍闲聊，怕我寂寞。我很愿意跟他一起喝茶、吸烟，却从未一起去过饭店，可谓“清茶一杯，散淡交往”。入秋，组织生产大检查，乡镇领导都参加，一个浩大的车队。连续两天，他都和我挤一辆北京吉普，一路笑话不离口。我的短篇《扑蛇者说》，就是他在车上讲的真实故事之一。他还约我去南土门村看他抓的家庭养殖，满院的山鸡和网中的水貂十分喜人，其中的生动故事，才是他有意给我听的。
为让兴隆在我心中永存，我离开兴隆多年，他不断给我邮寄有关兴隆的新情况、新变化的工作总结、简报等；一张撤区併乡后的新地图，也很快寄来。如今，我一看见兴隆新地图，就发呆地想念驾鹤西去的朱呈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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