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湖北咸宁领奖记散文

时间:2021-06-10 16:30:56 散文随笔 我要投稿

赴湖北咸宁领奖记散文

  这里说的“领奖”,说的是到由湖北省咸宁市《向阳湖》杂志社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举办的“爱情、亲情、友情全国征文大赛”颁奖会去领奖。

赴湖北咸宁领奖记散文

  事情还是从源头说起。

  我是个痴迷的文学爱好者,这话我已经不知重复过多少遍。几十年来,每天晚上如果枕边没有可读的书或报,我就会产生阅读的“饥饿感”,心情烦躁、坐立不安。

  一九九七年九、十月间,我实在没有什么书籍可看,在一次进城办事时,偶然间看见书摊上的《微型小说选刊》,当时我还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刊物。出于好奇、也出于当时我正在没有书可看,于是,就买了一本。

  这是一本薄薄的刊物,所以书中的任何文字我都不肯放过。在这本书里,文章的风格趣味非常适合我的阅读习惯,并因此吸引我与这个刊物相伴了十来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一则咸宁市《向阳湖》杂志社关于举办“爱情、亲情、友情全国征文大赛”的启事,影响了和左右着我后半生的写作生涯乃至精神状态。

  在经过精心构思、反复修改之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稿件截止日期最后五天,寄出了写作生涯中第一份应征稿件,文章标题是《痴情》。

  稿件寄出后,在漫长的等待之中,音信全无。正当我以为希望渺茫之时,“冷不防”的就收到了《向阳湖》杂志社寄来的参加“中国文学之旅‘相约在春天’笔会”的邀请函。

  收到邀请函的当天,心情的激动已经无法用任何词语来形容,现在只是记得当时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脑子里一片空白……在后来的几天里,一直在“去不去领奖”的决策上左右为难——去吧,身无分文;不去吧,参加征文大赛又是为了什么?邀请函上也没有说明我得的是几等奖,我知道这是杂志社的策略,如果标明了几等奖,可能很多人不愿到会,他(她)们算的是经济账,奖金与路费相比得不偿失。与会者太少,颁奖会就会办得冷冷清清、毫无生气。其实我并不在乎奖金多少,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杂志社的肯定,对于我来说,证明了这条路可以继续走下去。这种想法在我后来去咸宁的火车上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我把我的奖级设想为末等奖):

  凄苦寒窗数十年

  侥幸中奖笑开颜

  末奖得来也不易

  多少酸辛化作甜

  中奖与否本无谓

  历史责任挑在肩

  鼓舞人民奔“四化”

  辛勤笔耕永向前

  言归正传。在经过了几天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决定排除一切干扰、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去参加这个颁奖会,因为我的文学苦旅,迫切需要精神的动力。

  于是就开始四出张罗借钱。刚好我有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小猪,我在心中把它们当作了借钱的“抵押物”,向借钱给我的朋友声明两个月后还钱,决不拖欠。

  借钱必须“化整为零”,每个债权人的钱数目不能太大,免得他们不放心。就这样从几个人手中终于借够了我意想中的路费。

  经过“去”与“不去”的思想斗争和借钱的折腾,离会期也就不远了。我也不知道路途中需要几天时间,依据“宁早勿晚”的原则,我决定提前上路。

  我虽然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但是从文学作品中、电影电视中知道的火车上骗子、扒手十分猖獗,因此,我的心理上被自己弄得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似乎人人都是“嫌疑犯”。幸好早先从有经验的出门人口中听来的把钱分成几处装,万一被“扒”也不至于“全军覆没”。我历来没有晕车的.毛病,所以在三天两夜的旅途中,白天看“景”,晚上防“扒”,基本上没有睡觉。

  不出所料,到咸宁时,与会期整整早了两天!

  在这两天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逛街。出于安全考虑,专拣繁华热闹的主大街溜达,偏僻陋巷根本不敢去走。咸宁市据说是新城区,地势开阔、规划合理,“井”字形的大街纵横交错,很有些现代化城市的气魄。早来了两天真没有白费,使我对咸宁不至于“走马观花”或者“盲人摸象”。

  逛了两天之后的下午,也就是邀请函上规定的报到时间,我就直接走到编辑部去。几个人正在写海报,为迎接与会者紧张的忙碌着。听说有人来报到,老主编的语气似乎包含着几分惊喜:“小雷,有人来报到了!”闻声下楼来的“小雷”三十多岁,善良温和、面露微笑。听说我已经来了两天了,忙问我住在哪里?在她的帮助下,把我从暂住的旅社迁出,住进组委会预订的宾馆里去。

  走出编辑部时,我飞快的看了一眼海报。也许是因为太匆忙,老主编竟然写“重”了两个字。四平方米宽偌大的海报,重新做已经来不及,只好用毛笔涂黑了,权当是“残缺美”吧!我平生第一次知道,笔误有时也有可能出自资深的名家之手。

  刚刚把我安顿好,报到的人也陆续来到,于是登记、收费忙得不亦乐乎。“小雷”名叫雷海红,是组委会的活跃分子或是主要负责人,在此后四天的会期里,与会者和她一直是亲密融洽的关系。

  当天下午报到的一共是七个人——云南的我,农民;广西的林荫权,退伍军人;吴振宇,初二学生;山东的胡慧洁,重庆市西南农业大学学生;另有三个不同省份的学生和记者,因为我的笔记本上没有他们的签名,已经无法查考了。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具有亲和力?恐怕要首推文学了。“同是舞文弄墨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这七个最先报到的人,马上就形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小团体,在四天的会期里,我们一起游玩、一起照相、一起吃饭,使这短短的相逢趣味横生,终身难忘。我亲眼看到有几个晚到的与会者,掺不进任何“群体”,如同失群的孤雁,品尝不到文友聚会的欢欣与激动,独来独往、落落寡欢,这一次笔会,算是白来了。

  第二天开始是正式会期,人也基本到齐了。(说是“基本”,是因为第三天也还零星有人来)。如此一来,我就显得有些“鸡立鹤群”了——年龄最大、文化最低、唯一的农民、唯一的边疆省份的人。当然,服装也是老气横秋、毫无亮点。其他的人,有教师、编辑、记者、律师、政府工作人员、退伍军人。大、中学生约占了三成左右。

  从地域上看,由于距离的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是湖北本省的参赛作者最多,中奖者也就多;云南就我一个。听雷海红说,原先昆明武警部队有一个中奖者,不知为什么没有来;东三省没有;新疆、青海、西藏没有(也许是因为“山遥路远”的关系);具体的有些什么省份的人中奖,只有组委会的人知道。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很多人误把我当做“最资深的作家”,纷纷找我签名留念。我无意“贪天之功”,却也无心去解释,因为我发觉他(她)们大多数人对于我这老少边穷地区的方言土语一窍不通,说了也白说。

  在会期中间,有几个中奖者声称组委会评奖不公,温酿、鼓动抗议。我是“文革”过来的人,对这种把戏已经“看破红尘”,漠然处之。果然很快就有编辑部的副总前来疏导化解,我也由此窥见了“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无不为”的精妙。

  每天饭后休息,我就和青年文友们涌进餐厅隔壁的歌厅,伴着影碟机悄悄的唱。感受着青年文友们青春的气息,我仿佛老树又发了新芽,一下子年轻了十岁。这个情节我在《感受音乐》那篇作品里已经说过,这里不再罗嗦。

  算来我的听力有毛病已经年深月久了。会期的最后那天是到风景名胜区“仙姑洞”旅游,晚上是颁奖会,颁发荣誉证书,尽管我认真地听,念我的名字时仍然没有听到。看到大家纷纷领到鲜红的荣誉证书,我感到无比的惆怅和失落,以为就要这样灰溜溜的回去了。正当大家在紧张的、热烈的、依依不舍的互相告别时(有很多女学生都哭了),组委会派人来通知我去办公室领奖——奖金、荣誉证书以及一个象征“纪念品”的被套。

  奖金加被套,其价值只是区区;荣誉证书的精神价值,却足以支撑我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淡泊名利、孜孜笔耕、物我两忘。所以说,这个笔会对于我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使我的精神状态如同“重塑”一般的脱胎换骨、意气风发。

  光阴荏苒,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然而对于当年的情景却仍然记忆犹新。虽然后来参加的各类征文大赛陆续中奖多次,但是因为经济的拮据,再也没有能力去“潇洒”了,然而这一次(第一次)笔会对于我的鼓舞的作用,至今依然“后劲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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