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潘大林散文
说起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吧。
1986年，我还在边远闭塞的六靖镇读初一，通过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李景诚先生认识了镇上的“徐志摩”，一个外表很不英俊的诗人谢夷珊。我从没见过到了二十岁还好意思长得那么瘦的男人，脸上除了厚厚的一层皮外没有肉，头发长而乱，他平时在镇高中读书混文凭，圩日要卖布挣钱养家活口。这个数学糟糕得一塌糊涂的布贩子有用不完的布匹，但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裁缝高明到能为他纤细的黄蜂腰做一条合适的裤子，因此他只能借助于皮带阻止裤子随时随地从他身上掉下来。
正是这个几年后竟能混进武警部队的青年诗人带我走进了镇电影院看了第一部文艺片《伊豆的舞女》，告诉我世界之外有一本《金田》杂志和一个叫潘大林的知名作家。要成为作家，得从《金田》起步，要起步，得认识主编潘大林。谢夷珊让我知道了潘大林的份量，让一只井底之蛙看到了天上的一轮明月。初中三年，我有一个梦想：像才华横溢的谢夷珊那样，在《金田》发表文章；像目光远大的谢夷珊那样，跟潘大林握过手。
机会于1987年夏天从遥远的玉林来到了镇上。谢夷珊从县文联风尘仆仆地赶回，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学校，在教室窗户用夸张的手势召唤我。显然他没有压制住内心的喜悦，眉舞色飞地告诉一个消息：《金田》杂志准备在暑期举办一个笔会，潘大林要讲课。他说通过关系为我弄到了一个名额，机会来之不易，你要是不去就把名额让给别人了。
他怕我不动心，迅速增加了一个诱人的额外的好处：除了能见到潘大林外，还能看到火车。啊，火车！比长城还长，比闪电还快。我热血沸腾，去！即使只能看到火车也值得去。但他同时告诉我一个噩耗：笔会费用50元，路费自理。那时候我的一个学期学费是36元，已经昂贵得让家里几乎无力承担，这50元钱是一道天堑，要把我遗弃在梦想的对岸。谢夷珊不愧是一个布贩子，商人的精明比诗人的`才华更出众，他早早为我想好了生财之道。他借我二十元钱，让我到镇冰室批发冰棍，然后卖给那些在酷暑等待拯救的喉咙。
为了一见潘大林，为了站到火车旁边，我和我哥一起说服了父母，让他们免除我沉重的农活，从暑期的第二天开始，我便骑着父亲的自行车，拉着一只装满冰棍的木冰箱，从这条村到那条村，勇敢而大声地叫卖。为了避免可能遇上同学，甚至到了50多公里外的广东高州，虽然累，虽然被狗追过几次，但每天都能赚取七八块钱，还能和弟弟们一起尽情享用卖剩的破冰棍，吃罢冰棍便躲进黑暗的房间里偷偷写诗，想着这些诗句很快便能让潘大林斧正，便彻夜难眠。如果不是我的祖父突然去世，我这个冰棍贩子会继续奔走于乡村之间；如果不是那次笔会莫明其妙地取消，那时候我就能第一次踏上去县城的汽车见到火车和潘大林。这一耽误就是两年。
两年后，我到北流县高中读书，班上有一个比谢夷珊还瘦小的同学叫李波，他也爱好文学，我们一谈，他竟也“啊，火车；啊，潘大林”。我们一拍即合，恨不能马上奔赴玉林。但我们除了基本伙食费外没有多余的钱，因此，从第一个学期一直谋划，直到第二个学期，是九月底了吧，近国庆节了，我们才决定出发。李波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借来一辆比我贩卖冰棍的那辆还破旧的自行车，在一个天气阴晦、落叶纷飞的下午向玉林开进。我们此去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看传说中的火车，二是拜访传说中的潘大林。说不出哪个目的更重要，都重要，都很让我们无比神往。
那时候往玉林的路并不好走，路面很烂，比路还烦人的是车。单车隔三差五地掉链，掉了链，我们总要花一些时间弄上去。我们轮流骑车，骑车比搭车舒服，因为车尾架全是铁的，屁股受不了。北流到玉林近三十公里，我们经过新圩镇时花了五角钱修理单车，到玉林城区已经是下午，天色灰蒙蒙的。我们都是第一次到玉林，到处都是交叉路口，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且听不懂玉林话。我们都听到每碗牛腩粉一块钱，但卖粉的妇女却硬生生地收了一块五。在陌生而无助的街头，我们为了究竟先看火车还是先拜访潘大林发生了分歧和争吵。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潘大林也许已经下班了，那就先看火车。
我们一直往南走，但怎么也找不到火车站，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铁路。有铁路就肯定有火车。我们就坐在稻田的边上，在几只寻食的鸟身旁，等待火车经过。那过程是漫长而焦虑的，我们怀疑火车是不是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从我们眼皮底下过去了，只是因为火车比闪电还快，快得我们看不见而已。因此，我们谁也不敢轻易眨一下眼，生怕错过了一辈子中最重要的瞬间。火车是从黄昏的暮色中缓缓而来的。好长的一列！不像长城，就像火车。但很慢。因为慢，我们又为它是不是火车争论不休。后来确认是火车了，又为为什么慢而各抒已见。李波说，火车刚出站，所以慢，待会一加速我们便看不见了；我说，它可能是货车，货车就像老水牛，怎么打它也跑不快。因此，李波追着火车跑，要看它加速后一泻千里的情形；我则要继续等待，等待真正的火车——满载乘客的客车。最后，我们都没有达到目的，李波追不上火车，我也没等到更快的客车，怀着淡淡的遗憾往回走。
我们肚子饿了，为了肚子我们动用了无边的想象力。比如说，街上有人家正在办喜酒，我们混进饱吃一顿；又比如说，向善良的人家表明，我们是诗人（因为我们都在县刊《勾漏》发表过一首诗），可不可以到你家借宿和吃饭？就一个晚上，到明天找到了潘大林，我们就可以丰衣足食了……但我们都没有把想象力变成生产力，夜色惭浓，眼看就要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了，情急之下，李波想到了一个同学的兄弟在玉林，在什么工地做民工。于是我们大海捞针地找那个工地。在华火初上的时候，我们竟然找到了那个工地，而且也找到了同学的兄弟。他很热情地让我们吃剩饭剩菜，还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没有蚊账的工棚里，漆黑得看不见对方，但半夜里能听到轰隆的声音，那是火车从我们身边经过，那种感觉真惬意，我们一夜几乎没有睡，总在屏息静气地等待下一列火车的经过。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寻找豸塘路。因为《金田》杂志社就在那里。我们一路问了很多的人，直到快到中午了才辗转到达了《金田》杂志社。杂志社是从一条小巷进去的，有一幢四五层的小楼，楼前有几棵树叶浓密榕树，编辑部就在二楼，我们在门外作了N次深呼吸，你推我扯地想让对方先进去。我先进去了，向编辑部的一个女同志打听潘大林在不在，她说不在，在家。家在哪里？她慷慨地给了我一个地址。我们只是在杂志社停留了短短几分钟，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县级玉林市财政局宿舍区。到了那里，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午休时间。我们就在外面等到下午两点半才进去，找到潘大林的住处。是李波敲的门。在敲门之前我还在担心李波身上花花绿绿的衬衣会不会引起潘大林的反感。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六七岁光景的小女孩，潘大林的女儿，漂亮、可爱、懂事，说一口标准而优美的普通话。
“我找潘大林老师。”我说。
小女孩说请进来吧，便往里面报告，爸，有人找你。潘大林趿着拖鞋笑眯眯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我们缅腆而紧张地用从没锻炼过的生硬、蹩脚的普通话跟他说，我们是你的崇拜者……潘大林微笑着总算弄明白我们的来意，让我们坐下，热情在鼓励我们，要多读书，勤练笔……他的话我们一直记着，并且确实影响了我们。
那时候，我们的心情既激动又局促不安。客厅很宽阔。书撒得到处都是。地板像是木的，干净而舒服。窗外是榕树。沙发的颜色是淡红的。几张随意乱放的塑料小板凳。沉默的电视机。五彩缤纷的珍珠门帘。本来我们要拿出被汗水腌浸过的诗稿让潘老师指点的，但他的女儿接了两次电话，都是催他快点去开会的。他一边穿鞋一边说，我得马上去开会了，下次可以再谈。于是我们便遗憾地匆匆告辞。只有几分钟。离开宿舍区后，我们大谈见了潘大林的感受。谈了很多，现在都忘记了，但有一点忘不了：我们感叹潘大林的“有钱”。因为我们都以为他的女儿拿着走来走去的电话机就是手机。
那时候只有县长才用得起的手机，潘大林竟已经用上了。这个疙瘩直到两年后我在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看到同样的东西才知道那不是手机，只是一个不值几个钱的子母机。回到学校，我们添枝加叶，向同学炫耀我们的壮举，自然引来一阵阵惊叹，我们也觉得因为见过火车和潘大林而比他们高出一截，得意洋洋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一次去玉林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虽然都留下了淡淡的遗憾，然而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多年以后，李波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成了《21世纪经济导报》的王牌记者，我也进了当年连大门都不敢进的玉林市政府机关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愉快地回忆起这段往事，它成为我们维系友谊的纽带和酒后的谈资。后来，我跟潘大林在一起谈论文学的机会多了，也深得他的鼓舞和提携，但我从没有跟他说这段他根本记不起来的往事，主要是不想让他知道我当年的幼稚和荒唐。
直到近二十年后，也就是几天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才跟他谈起，还说了一些真实的细节，他既感动又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都二十年了。我们都像一列失控的火车，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站点，正风驰电掣地驶向暮色苍茫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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