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杜甫时，蒋勋谈到，“在中国的整个思想极度成熟，文学达到登峰的时刻，李白体现了老庄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体现了孔孟哲学的最高完成”，两人同时分享了大唐盛世的诗歌高峰，李白是诗仙，才气横溢，不遵守人间的规则；杜甫是诗圣，在群体的生活中进行自我锤炼，承担起知识分子对家国的使命与责任。蒋勋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两个部分：像李白一样对个体生命完成的追寻，因之放歌山林；像杜甫一样回到尘世间，对最卑微的生命充满同情与悲悯。我们一千多年来对两人优劣的讨论，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浪费，因为文学的美不是生命的窄化，而是让之开阔。
唐朝的诗人除过具有宇宙意识，反抗农业伦理外，还具有深沉的担当意识。这之间大概有一个过程，先是有宏大的气象，指天问地，高歌豪饮；但等到“渔阳鼙鼓动地来”，平静的繁华生活被打破，更多的诗人开始记录社会底层被政策体制压迫的苦难状态。杜甫在颠沛流离的逃亡流浪中，放下长安水边的丽人（《丽人行》），开始关注兵车（《兵车行》），描绘官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埋怨秋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学带来的压力，留着整个历史当中，变成一种良心。
杜甫介入现实的巨大努力，被白居易、元稹等人很好地继承起来。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出于一种自觉，发起古文运动，希望文学能够走向非常浅白的道路，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对“文以载道”反感，觉得里面是八股教条，但成年后，会逐渐觉得这种反省和批判的动人。白居易认为文学的格律、形式、文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如果不写出“生民病”，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自觉，要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他们还是希望能使自己的文字成为重要的社会批判力量。所以，写了“花非花，雾非雾”白居易不再去写《琵琶行》与《长恨歌》，而是努力关注新丰折臂翁、白头宫女等等，去记录和揭开底层弱势群体的灾难、孤独与苦寂。
对于李商隐的诗歌，蒋勋将之置入晚唐的整个氛围中去分析。他说，到了晚唐，大唐盛世、李白的故事成了传奇，武则天、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也都成了传奇，李商隐时代只能是对唐代华丽的追忆，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充满了幻灭与眷恋的纠缠。蒋勋将这类文学定之为“颓废文学”，反映出繁华后的反省与沉思。而读李商隐的诗，主要是体味晚唐这种在繁华过后慢慢暗淡下去的气息，而不是通过论文去分析其中的种种折射。“画面本身只有一个内容，任何人将自己投射进去，其实都可能是错的”。
中文系白衣飘飘的时代虽是明日黄花，牙牙学语的孩童却是生生不息。喧嚣红尘无法映出唐诗的色彩与价值，但我们的生活之中却不能没有唐诗的气息。远离唐诗，是因为我们要面对现实的无奈；亲近唐诗，是因为我们需要安静地面对内心。出入唐诗，我们的身心才可能更趋平衡、更趋健康。
[《蒋勋读唐诗》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