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人生》征文
我从小生活在浙江杭州，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89年的学潮，父母怕世道不稳，留在身边比较保险，好说歹说把我留在了杭州上大学，最后选择了浙大材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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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高中阶段来，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失望，特别是在人文教育方面。或许是社会大环境使然，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正兴起一阵某种程度上的读书无用论，比起学习成绩来感觉校方更加注重政治表现和社会实践，因此每天晚上去教室自习的学生并不多。比起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兴起过的“文学热”、“哲学热”来，我们这批九十年代大学生经历的是“经商热”和“出国热”，其结果是，比起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上一代大学生来，我们这一代更加注重在国家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追求个体价值和经济自由。
大学毕业后我被保送到本校物理系读研究生，导师是当时刚留校的青年教师陈昂，研究生阶段我主要从事高温超导材料的制备并对一些基本物性进行计算模拟，同时准备托福和GRE考试，打算去美国读博士。两年后，由于申请美国大学的结果不理想，转而想到去科学院继续深造。当时有同学在理论所读博，向我强烈推荐苏肇冰先生，我于是就给苏老师写信，表达了想报考的愿望。很快我就收到了苏老师的回信，在信中他婉拒了我的报考，劝我选择其他导师，理由有两点，1)他当时正担任理论所的所长，行政事务比较繁忙，怕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指导我;2)我的本科专业不是物理专业，攻读理论物理的博士怕基础不够。收到信后，我自然很失望，马上回信解释，关于第一点，我给出的理由是我当时已经能比较独立地开展科研，并已经独立写完一篇论文，已经正式发表;关于第二点，我说在大学阶段我同时辅修了物理专业，四大力学都在物理系上的，并参加了考试，所以理论基础不会比物理专业的学生差。或许是我的执拗引发了他的好奇心，苏老师同意我去北京参加考试。他出的考题果然比较难，两个小时的时间勉强够用，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道题，一道是利用路径积分原理推导协振子体系的传播子，另一道是推导一种格点自旋模型的自旋波色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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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学人生》征文》(https://www.unjs.com)。好在我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每道题都做完了并且感觉挺好。笔试之后是面试，苏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先问了我几个基本概念的问题，我都答的挺好。于是他很困惑地跟我说，你的物理基础还不错啊，怎么笔试的时候最后两道题都空着做不出来。我大吃一惊，说我都做出来了啊，不过没写在考卷上，因为怕写不下都写在了考卷的附页上并上交了。苏老师说附页是用来做演算草稿的，所以他没看，听我一说他赶紧去科教科把我的考卷调出来看了，幸亏所有的附页都在，苏老师看了以后表示满意，转而警告我说以后考试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必须在正式考卷上注明。不过这是我求学生涯的最后一次考试，虽然一波三折，结果却很不错，我被理论所正式录取，并将在苏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早春，我来到北京中关村，开始了科研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在中国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短暂的低谷，由于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科技人员在旧有的体制下，生活待遇极大地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科研经费也严重不足，造成大批活跃于一线的科研人员以各种渠道出国，有辞掉国内的职位去国外工作的，也有虽不辞职但长期在外访问的，这是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普遍情况，在国内留守的大多是50岁以上较为资深的科学家和我们这些30岁以下的研究生，年富力强的中生代科学家严重缺乏。这种情况是相当令人担忧的，大家可以参照一下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界，跟中国九十年代的情形非常类似，大批的科学精英长期滞留在国外工作，国内的研究力量迅速萎缩，最后连Kitaev这样的科学奇才也只能离开朗道研究所去美国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对理论研究来说还能勉强维持，对实验研究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去年物理所跟俄罗斯科学院金属所、莫斯科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中俄凝聚态物理双边会议，参会的俄罗斯代表清一色是做理论的，问起原因，他们说是由于基础科学的实验研究在俄国现在的形势下很难开展，许多做得很好的实验组因无法获得经费支持而只好关门大吉。我想科学院在20年前开始启动百人计划，以有限的财力物力优先支持一部分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科学家回国工作，就是试图扭转这种令人担忧的形势，解决中国科学发展中人才断层的问题。
言归正传，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理论所读博士的三年，是我的学术生涯中最关键的时期，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我的导师苏肇冰先生，天生一副严峻的表情，初次见面的人特别是学生，对他总有些害怕。不过熟了以后很快就发现他是一位极有耐心的导师，很会带学生，特别擅于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独立工作能力。在理论所的三年，在科研上真正感觉到了如鱼得水，痛快淋漓，这也是我后来选择回到科学院工作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这期间，苏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想在博士阶段，导师不可能手把手教学生技术上的东西，这些自己看文献就行，能传给学生的主要是科学上的品味和对物理实质的深刻理解，除此之外导师还应该用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去影响学生，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科学价值观和判断力。而这种价值观和判断力的传承，才是维系科学文明最重要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导师的身教远远重于言传。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苏老师正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的严谨和深刻，是我终生努力到达的目标。直到现在，当我向他介绍最近自己的工作时，心里都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怕他看不上这些工作，而不管这些工作在哪里发表，已经得到了怎样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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