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高考结束了，所有考生都开始期待自己满意的考分，思量过后，便要着手填报志愿，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及专业。
在填报志愿时，他们必须要考虑自己的户籍关系，因为几乎所有高校，在全国卷考区以及自主命题省份都有严格的招生名额限制。然而，就是这个"名额限制"和"自主命题"，或许隐藏着大多数考生并不知情的公平危机。
招生分省名额限制、自主命题的是非优劣，学界争议不断。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张千帆是对名额限制、自主命题持批评态度的宪法学学者之一，他对因此导致的招生歧视现象进行过强烈的抨击，曾引起广泛关注。但时至今日，在决策层面，似乎并没有出现包括他在内的批评者所期望的改观。
张千帆教授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岳振专访时指出，名额限制、自主命题等造成了高校招生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二者互为因果，对考生受教育机会均等原则构成极大伤害，强化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他认为，应该废除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制度，收回自主命题权，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升级，以免造成更大的教育不公。
招生配额制和自主命题有损公平
中国经济时报：您近年来非常关注高校招生的不公平问题，做了相关的课题调研，还特别召开过好几场研讨会，根据您的观察，当前高校招生不公平问题突出表现在哪些地方?
张千帆：大学招生的任何环节都可能涉及公平问题。比如，如果试题不统一，那么全国考生就失去了平等比较、衡量与选拔的基础；如果各地在统一的试卷和评分标准下，录取分数线不同，那么同样考分的考生就受到了不同待遇；如果招生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袒护本地考生、人为降低录取标准的不规范行为，那更是侵犯了外地考生的权利。
最为关键的，是由于长期实行地区配额制，各大高校都按照各省录取指标划定录取分数线，同一所高校，在统一试题考试的情况下，在各省的录取分数线相差很大，因而显然对不同地区考分类似的考生构成不同待遇，尤其对本地考生的录取标准明显低于外地考生，从而构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时至今日，高考录取线的地方差异导致一个全国寻租市场的形成，各地考生家庭根据地方名额、入户成本等和考生本人的成绩或素质毫不相干的诸多因素进行交易。孔子说，有教无类，但因为录取分数的差异，导致户籍成了决定教育机会的一大"类"。对于同样的考分，某省(市、区)考生只能勉强考上一个非重点大学，另一省(市、区)的考生却足以如愿进入北大的门槛。受教育机会取决于考生自己所不能控制的户籍而不是他们在考场上的表现，有些考生甚至为了获得更优越的受教育机会，不惜千里迢迢"高考移民"。这些看似怪诞的现象其实是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十分自然的结果。
中国经济时报：出现您所观察到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政策出现了问题或偏差?
张千帆：可以这样说。因为，虽然教育部对各大高校的招生总量、地区分布、招生程序等事项都规定了指导性原则，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教育部显然没有对保证各地区考生的平等权利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尤其是下放命题权，本质上取消了统一的衡量与录取标准，直接助长各大高校随意划拨地方名额，增加了大学录取的不平等和任意性。为了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权利和重要的国家利益，教育部有必要收回命题权，并有义务通过有效措施使各大高校对各地考生的受教育权利给予平等尊重。
防止纠偏行动"好心办了坏事"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身处高校的众多学者来讲，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应该很清楚，他们应该成为呼吁高考招生制度公平的重要力量，据您的观察，现实情况怎么样?
张千帆：其实不然。面对昭然若揭的高等教育歧视，众多学者似乎熟视无睹，以致集体失语了。虽然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倡高考制度改革，但是坐镇各大高校的学者却似乎普遍对本校的地域歧视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有的甚至通过混淆视听等方式为现行招生制度弊端辩护。一个常见的主张是大学招生不能实现平等，否则如何照顾边远贫困地区的考生?其实，这种主张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故意混淆视听，因为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地方保护主义和纠偏行动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措施混为一谈。
中国经济时报：其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的高考招生纠偏政策也有可能被一些人利用，"高考移民"便是最好佐证，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张千帆：由于各地高等教育资源极其不均衡，招生地方保护主义必然意味着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因而尤其需要通过特殊政策进行"纠偏"。因此，虽然各地考生原则上应一律平等录取，但是包括西藏、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广西、海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边远地区则可受到适当照顾。在这个意义上，"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也要防止这样的纠偏行动好心办了坏事，导致"高考移民"，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是因为地区标准的过分简单。如果招生纠偏政策不是简单地以户籍为标准，而是将优惠政策直接给予那些真正需要照顾的考生，"高考移民"出现的几率就不大了，因为移民家庭一般都具有相当优裕甚至可以说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多不符合特殊标准的条件。
地方政府与高校利益合谋制造歧视
中国经济时报：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也在支持高校建设，所以在招生过程中，可能需要在招生名额和分数上对其进行适当优惠倾斜，这种情况，算不算招生歧视?
张千帆：高校为了回报作为纳税人的当地居民，从招生计划中多拨给当地考生几个名额，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虽然回报当地居民的贡献可以说是一种正当目的，增加录取指标也是一种正当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对于目的来说，并不是必要的。事实上，如果当地居民对高校的主要支持体现在纳税方便，那么学费减免可以说是"投桃报李"式的最适当的回报方式，也体现了对纳税人贡献的充分承认。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及其所衍生出来的无形的行政压力，是大学招生歧视的主要原因。说到底，地方保护主义是大学和其所在省市之间的利益合谋之结果。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央在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时也要求地方配套投入，因而变相加剧了高校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程度，而高校生源地方化倾向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加剧的。无论是"985"还是"211"工程，在本质上都是中央和地方共建项目，不言自明地要在共建协议中明确要求增加本地生源。
中国经济时报：另一种情况是，高校以招收高素质学生为由，在招生名额分配中向教育质量好的地方倾斜，以利于选拔高素质考生，这样的政策倾向，是不是也有伤公平?
张千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生源质量?不少高校认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地的整体"生源质量"相对优秀，但是北京高校对江苏、浙江、四川地区所设置的录取标准却高于其他地方。看上去，因为本地生源质量高，所以适当照顾本地考生似乎也理所当然。但这样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本地生源质量确实高，那就应该体现在高考成绩等客观因素上，而不是通过地方保护获得特殊照顾。换言之，录取标准上的特殊照顾不可能是"适当"的，平等的录取标准是公正衡量考生质量的唯一途径。至于各地教育水平、发展需要和考生人数，则很可能是高校不应该考虑的不相关因素，教育水平低的地方不正需要高等教育的特殊照顾吗?
警惕高校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继续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评价高考招生自主命题?
张千帆：随着高考命题权从中央下放到各省，各省普遍自主命题，高考成绩失去了统一衡量标准，但这并不能掩盖高校地域歧视的实质。统一高考标准的丧失意味着教育地方保护主义将近一步加剧，各省录取名额的划分将更加任意，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更加不平等。
招生考试权力的下放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使外地考生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竞争机会，而且使各地高校处于难以摆脱的地方保护"囚徒困境"。要超越高等教育歧视的"囚徒困境"，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权利，只有通过规定全国统一的录取标准，废除地方名额分配制度。
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大学招生已经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重灾区。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各大高校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按地区划分录取名额的传统做法。
中国经济时报：按您的分析，高考招生公平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有损公平正义，导致人才选拔机制变异。那么，我们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张千帆：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高等教育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高等教育的地方化虽然也一时促进了教育模式多元化，但是这种有限的进步是建立在地域歧视基础上的。既然这个基础在宪法上是不成立的，招生指标配额制和自主命题等地方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教育改革，必然只是不可持续的"沙堡"。如果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那么各地高校将愈发陷入不能自拔的囚徒困境当中，高等教育的地方保护主义会逐步升级。
当然，要扭转这个趋势，仅靠高等教育改革是不够的。归根到底，要缩小乃至消除全国教育资源和水平的巨大差距，最终必须从基础教育入手，取消城乡二元制度，保障人民的迁徙自由，并通过中央财政为各地义务教育保证一个基本底线。如果民办教育机构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公立学校平等竞争，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会开创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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