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特级教师建议高考应该降低难度
本报北京2月25日电（记者原春琳 谢湘）“高考一定要降低难度。”在2月25日教育部组织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座谈会上，清华附中的特级教师杨建宇这样建议。
杨建宇曾参加过高考评卷，在他看来，现在高考题非常难，一是尽出偏题怪题，二是专门在细腻的地方考察学生。北京高考连续几年，不管是综合排名还是单科第一名，都是女生。他做过统计，学生失分，70％是粗心。在这方面，女生天生比男生有优势。“我们的考试考到这种程度，在1分、2分上，在细心不细心上分出优劣，这限制了学生活泼的创造性思维。”杨建宇说。
别看1分、2分，对于老师都是大事。他谈起了自己的苦恼：带了多年的高三毕业班，自己成天就是教孩子怎么得分，选择题是选B还是选C，有什么办法能得分高一点。而学生们一进高中，瞄着高考，实际上学校是在用高考指挥教学，高考成了名副其实的指挥棒。“这一辈子等于就做这些事情，这有悖于我们的教学规律。”杨建宇说。还有就是命题科学性的问题，能否利用这些资源把题出的更好一点，科学性更强一点。
吴彬是一家书店的老板，也很同意这个观点：降低高考难度，少出偏题怪题，逐步提高自主招生比重，给个别科目不拔尖，但是综合能力强，专科不突出的孩子更多的选拔机会。
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高考试卷的命题工作。
考试中心的副主任李光明也感觉到高考录取评价的标准太单一。一张卷子千校一样，不论是一流大学还是普通大学还是高职高专，就是一张卷子、150分钟的考试考出水平，而且就是用一个分数来进行选拔。“是不是以后可以采用多张卷子，分类考试？”
高考牵动千家万户。怎么让考试、招生在保证公平，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同时，又能减轻受教育者的学习负担呢？今天，一群来自社会各界的普通人，包括普通的在校大学生、私营业主、中学老师和公务员，接受《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的邀请，来到教育部畅谈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看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流动人口子女要高考父母必须在回乡重新择业和孩子失学间选择
北京一家设计工作室的老板杨永胜把自己的苦恼带到了座谈会上：到底要不要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解散自己的公司？
尽管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也算是个成功人士了，可杨永胜却没有一张北京市的户口。他12岁的孩子已经读初中了，再过两年就中考，没有北京户口就意味着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为了孩子的学籍，为了孩子继续升学，他必须带着孩子回到户籍所在地——西安老家。一旦回到西安，自己将面临重新择业和创业的问题。一些跟他干了十几年的老员工，知道老板的孩子要上高中，慢慢地都走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不是我一个人。”杨永胜说。他孩子所在的学校是北京的一所重点学校。据他所知，这所学校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是外地人。而这些家长，在北京都算得上是有“办法”的。更多的没有“办法”的家长面临同样的状况，不得不让孩子面临失学的命运。
刘国平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通过对北京一所职业学校的长期调研，即将完成一份调研报告，报告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农民工子女是没有中学三年级的人。升到三年级时，他们会自动放弃学习，回乡或者去念中职，理由跟杨永胜的孩子一样。
“现在是人才流动时代，2008年全国约有1亿5千万投资经商务工人员，其子女入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背景，如果不改革将耽误一代学生。”北京一家宾馆的经理兰惠泉说。
强调素质的考试改革对农村孩子公平吗
来自四川农村的刘国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与会者阐述了另外一个角度的教育公平。他的小学是镇上一所很普通的小学。小学升初中时，县里最好的中学招英语特长班，刘国平考上了。到了县里，刘国平才第一次意识到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如此明显：自己考了160分，在农村考生中是相对比较高的，可城里同学最低分数也有180分。要不是学校招生区分城市和农村考生，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好学校的机会。
这个机会改变了刘国平的命运。此后，他一步步从四川的农村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大学。到了清华大学，一个感觉特别明显：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一个老师的孩子去年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老师很感慨地对他说：能够参加自主招生的孩子，绝大部分是城市里的孩子，而这部分孩子绝大部分上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校。
前两天，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库晓慧的同学告诉她：为了普及素质教育，某省决定将音乐和美术作为高考的必考科目，而且占的分值也很多。来自河南农村的库晓慧有些生气：“这对农村学生公平吗？”众所周知，农村学校这些教育条件非常差，有些地方基本上不可能有音乐、美术教育。
“基础教育决定学生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刘国平说：“学生从出生到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分成不同阶层，各自的上升渠道已经有很大区分。高考改革最关键的是基础教育改革，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决定了招生改革能否体现公平性。只有从这儿入手，才能体现教育公平。”
不合理的政策限制造成教育不公
高考每次一点小小的动静，都会引来家长和学生们的极大关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谈松华认为，高考不仅仅是一个考试，还有很多社会原因，这是社会竞争加剧带来的问题。比如说，农村的孩子和城市里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要改变命运，要社会流动，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升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再加上现在竞争也细化了，不同行业收入水平差距拉大，使得大家竞争心理压力非常大。“要缓解这个问题，细化到系统上，除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系统，还有一个社会系统，几个方面共同缓解，才能使竞争趋于比较合理的状态。”他说。
“真希望能早点结束这种煎熬。”作为北京的外来人员，杨永胜因为孩子的高考问题不得不准备返回西安老家。作为对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一员，他认为这种教育并不公平，但是板子不能只打在高考上。在他看来，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政府对人口管理采用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它将劳动用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性质相挂钩。在现实中严重阻碍了学生在学籍地接受完全教育的权利，有失教育公平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也有既得利益在作祟。“就像挤公交车，挤上车的人就不愿意车下的人再上来，怕挤着他们，但是却忘了刚才等车、挤车的痛。”他说。
教育部能否敢为天下先？
“教育部能否敢为天下先？”杨永胜建议：在国家户籍改革无法立即实现的情况下，教育部能否率先打破户籍制度或者是政策限制。国家教育部应逐渐弱化和打破户籍制度壁垒，改革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教育入学体制，首先实行“在学籍地无条件接受高中教育和在学籍地参加高考”的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放松公立学校的准入限制，改过去的户籍限制为学籍年限的限制，如在城市学习达到一定时间，就可以和当地学生一样参加高中入学和高考，以保障流动人口子女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真实的学籍管理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高考移民的弊病。
这些年来，考试招生制度一直都在改革，改革开放30年更有比较大的变化。“有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的，也有放到地方考的，有分类考的，还有自主招生的。”《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成员、文件组组长孙霄兵说：“但是根据新情况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次我们感觉到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所以，需要更多的从制度上、体制上更系统地来设计这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