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书连：再谈大学排行榜与“潜规则”
从最近的教育新闻热点可以看出，自从我2009年在大学评价体系中增加了对大学“抄袭剽窃永久降分”指标后，“潜规则”和索要“赞助费”等新闻就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许因为某些人越来越明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大学排名和大学排名是否科学已经没有意义，而要推翻一个严谨的大学评价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直接把 “潜规则”、索要“赞助费”等新闻抛出去似乎更有效。 在找不到“潜规则”、 “赞助费”后，就试图把对大学正常的诊断咨询划为“潜规则”和“赞助费”，以此混淆视听，继而推翻大学排名。但是这种做法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新闻背后的事实将由时间来澄清，大学评价的客观性是由表现大学属性的数据支持的。
2004年和2006年，应成都理工大学的邀请，为了学校的长远建设和发展，我为该校做了两次有偿诊断和咨询（不是个人收入，是法人收入）。在此基础上，为学校做了两场咨询报告。咨询报告与通常意义的讲学不同。通常意义的讲学，是专业学科知识讲授，可以在不同的大学宣讲相同的内容。我所做的是以《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为基准，针对特定大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和诊断。在分析和诊断的过程中，我会运用高等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将特定大学与国内其他大学纵向比较，找出存在的差距；然后将校内各院系横向比较，寻找其中的差异；这种比较可以细化到学科。经过这样的分析和诊断，特定学校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之后我会提出实现学校既定目标的对策，最后形成对学校中长期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一、发展中的大学有对咨询的需求
为大学诊断和咨询，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以前，谁会想到精英聚集的大学在发展中也会出现自己发现不了或者虽然发现了却不知道怎样解决才最合适的问题呢。当然，现在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大学的书记校长是人不是神，任何类型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自己发现不了的问题。
大学对咨询的需求以前社会看不到，现在通过我的咨询行为，已经证明了这种需求确实存在。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用于为考生择校服务，这部分时间不能用于大学诊断。因此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我明知连续加班有害健康可还得加班，但仍不能满足大学对发展中的咨询需求，不得不委婉的谢绝一些大学的邀请。我觉得，国家应当鼓励更多的机构介入这一研究，以满足大学的咨询需求。大学的需求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满足大学的需求就是满足社会的需求，对大学的贡献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大学在全社会的配合下，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世界各国，能对企业进行诊断的机构很多，咨询费动辄上百万。可是，能对大学进行诊断的机构却极少，因为大学诊断的门槛很高。门槛高的原因是由大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咨询对象是高素质群体所决定的。对大学进行诊断和咨询的难度远高于对企业的诊断。如果咨询者的最后结论不能使大学信服、对学校的发展没有帮助，大学是没有兴趣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排行榜制作机构（假设存在的话）找上门索要“赞助”通常会遭到学校拒绝。
二、咨询费不是赞助费，有偿咨询没有违反严守中立、三不主义
严守中立、三不主义（不在任何大学兼职、不与任何大学合作、不接受任何在大学工作的人参加课题组），是我从事大学评价十八年坚守的原则。当大学排行榜适应社会需要、逐渐深入人心、大学也发现了本校与其他大学的差距后，是接受大学的邀请，为学校提供专业咨询，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不接受大学的邀请，不与大学接触，对于我来说，最初是一个困难的抉择。《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没有国家拨款，自1992年至2003年连续12年间，《中国大学评价》所需费用全部来自课题组成员其他方面的收入，为社会提供的是无偿服务。2003年以后大学评价走向经费自给。作为经常性固定收入的版税和稿费，虽然可以维持大学评价的正常运行，但不足以使研究更深入。当然，我可以完全不理会大学的邀请，继续用其他方面的收入，支持大学评价的研究。但是如果我开始与大学对话，就需要对工作时间重新分配。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为学校提供咨询，就意味着把时间用于学校，意味着放弃其他方面收入对大学评价的支持。反复考虑之后，我选择了逐渐放弃其他方面的收入，为大学提供诊断和咨询。每当咨询报告结束，获得与会者的共鸣和长时间的掌声时，我深感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毕竟，我为大学做的诊断和咨询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
为大学诊断是很艰巨、很复杂、高度紧张且消耗时间的工作，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这一性质决定了每年的诊断次数都是有限的，且结果不能复制。
在现代社会，付出劳动、获得报酬、依法纳税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比照对企业的咨询费用标准和国外大学的咨询标准，中国大学支付的咨询费是很低的。我相信，很少有其他机构愿意并且有能力以如此低廉的费用对一所数万人的大学提供咨询。这种由长期科研劳动产生的报酬，与 “赞助费”完全不同。“赞助费”是不需要付出如此艰辛的劳动的。
只要坚持不预先设定立场，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所大学，大学的名次是评价的结果，而不是事先的设定。那么，有偿咨询就没有违反严守中立、三不主义。
在市场经济下，我国所有的专家对外单位提供服务都是有偿的。即使是国家财政全额提供工资和研究经费的大学的专家到其他大学和各行各业讲学和咨询也是有偿的。我以自己十八年研究中国大学所获得的专门知识服务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是合理合法、正大光明的事情。
三、《中国大学评价》刚性透明的指标体系使“潜规则”不可能存在
问题是，为某所大学提供诊断和咨询后，该所大学的排名是不是被评价者调整到一个不应有的名次上。如果有这种现象，那就有“潜规则”。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即该所大学的排名是其实力的真实写照，那就没有“潜规则”。而要对这一点作出正确判断，就需要了解形成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是不是可以重复。
我自1991年开始《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研究，1993年发表了我国第一个含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大学评价，在此之前的中国大学排名，均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1997年以后，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发表。作为学术论文的《中国大学评价》，已经将数据来源、指标体系、指标权重、专家意见征询过程、评价公式等全部公开，评价方法完全透明，同行可以重复最终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公布后，2000年开始，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一级指标，以研究生培养、本科生培养、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为二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又有若干个三级指标，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大学综合评价体系，同年完成并发表《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价》。2002年，发表了我国第一个中国大学11个学科门、79个学科类、249个目录内本科专业的评价，同年发表我国第一个中国大学研究生院11个学科门、80个一级学科、368个目录内二级学科的评价。
在设计《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时，我全部使用了公开数据，目的是使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重复和检验《中国大学评价》的结果。使用透明、刚性的评价体系，对评价者的行为加以限制，是我最初设计指标体系的理念之一。在这样刚性的指标体系中，即使对某所大学进行过咨询，也不可能修改这所大学的名次，同样也不可能修改成都理工大学的名次，因为任何大学都可以通过重复来检验排名的可信度。可重复的指标体系，保证了在同一游戏规则下大学评价的客观公正。
正是因为大学看到了我创建的《中国大学评价》体系的完整性、可重复性，以及我长期从事大学评价研究，了解大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才会邀请我对学校进行分析和诊断，提出咨询意见。
观察成都理工2000-2009连续10年的排名。10年间，该校在100名上下正常波动，10年平均名次是第99.6名。期间，学校经过了2000-2002，2004到2007两次在100名之后上升，两次都达到接近90名的位置；又经过2002-2004，2007-2009两次下降，两次均跌破100名。成都理工大学在2002年是第94名，也就是说，即使我没去该校，该校也有能力达到100名之内。
成都理工作为地处西部的四川省属大学，能保持在100名左右是需要自身做出很大努力的，我在学校看到的是成都理工大学坚持不懈的努力。
如果有人认为我特别处理了成都理工大学的数据，使该校排名上升，那么完全可以用重复来检验该校的名次。重复之后就能知道，成都理工大学名次的上升与下降都是正常的。我去过的大学，排名有上升的、有下降的、也有不升不降的。
当今社会，政府通过法律而不是权威治理国家，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正义。大学评价者通过遵守中立的评价规则实现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四、直接接触大学有意义吗？
我放弃其他方面的收入，转而直接接触大学，是因为在直接观察大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为学校的发展提出咨询意见，另一方面，也有益于验证和改善《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一旦在给大学的诊断过程中发现值得借鉴的因素，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该因素融入《中国大学评价》体系。例如，虽然外界对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存在许多争议，但是在我直接接触大学时，发现各大学对本科教学评估高度认同，所以2008年起，我们将本科教学评估结果融入《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更从2009年开始，对评估结果为优秀的大学的本科生培养做了加分。再如，在与教授们直接接触中，我深深地体验到了抄袭、剽窃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摧残，因此自2008年开始，增加了抄袭、剽窃降分指标，2009年增加了“抄袭剽窃永久降分”指标。对抄袭剽窃永久降分之后，我遭到了社会上一些人前所未有的非难。非难的主要工具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潜规则”、向大学索要“赞助费”，在找不到“潜规则”、 “赞助费”后，就试图把正常的咨询费划为“赞助费”。对于这些人来说，对抄袭剽窃降分的惩罚触动了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