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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引媒体热议 确保公平公正还需细化
网上舆情要览：异地高考需要更高层面的制度供给，以可行的、有效的制度来破除局部利益矛盾，清除异地高考的种种藩篱，使异地高考早日化为现实。
新闻背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实施两年来教育改革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外界关注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要在符合一定准入条件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解决。
媒体论道：
让国民就地享受权利
异地高考问题其实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延续。2003年，国家为解决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的孩子们的义务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为主”的政策，帮助他们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成效颇为显著。如今，这些孩子刚好到了高考升学年纪，并共同面临在哪高考的难题。
不同于高考移民，钻政策的空子破坏教育公平，异地高考是为了实现有户籍学生与无户籍学生的同等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从家长方面的准入条件来看，家长有诸如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缴纳各种保险、常住人口等限定。众所周知，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形态并不稳定，很多工种提供的待遇、条件也无法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关要求。这意味着，异地高考的一些硬性规定与进城务工人群的普遍状况无法对接，光是家长这一项，就可以将很多无户籍学生拒于政策之外。
异地高考的称谓本身，就是一种户籍视角。没有户籍，那么就用稳定的工作、住所、收入、保险等“类户籍”标准，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一部分户籍管理所期的功能。然而，在客观上，它又与流动人口生存状况及其内部复杂结构不符。
此次异地高考政策覆盖人群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但就整体流动人口而言，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持续了30多年，这其中，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即进城务工并不是唯一形式，其他还包括从城市到城市的流动，这种流动形式目前越来越多，在未来，也不能排除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情况出现。如果囿于户籍视角，纠缠异地高考上的各种问题可能很难真正解决。
其实不光是教育问题，养老、医疗乃至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实现，都面临户籍地与生活地的分割问题。而没有户籍或者脱离户籍所在地生活，往往意味着某些权利的“丧失”或打折，这本身就是社会不公的表现。
必须承认，户籍制度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利益格局，一夕之间取消，阻力和困难可想而知。然而，站在社会权利公平角度，朝向人口流动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生活，展开自己的人生，便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个地方的.各项福利，也就是说，包括教育权在内，应让民众能够就地平等地享受各种权利。(长江日报 付小为)
“异地高考”莫成画饼充饥
“异地高考”具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交给地方，也不能交给教育部，而应该开门立法，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如果任凭职能部门闭门造车，那么对于无数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异地高考”不是没有流为“画饼充饥”的可能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要求因地制宜确定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条件，各地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这意味着，历经舆论的连年呼吁，“异地高考”终于露出曙光，有望从明年起成为现实。
上述消息当然振奋人心。但面对教育部随后给“异地高考”所设置的一系列“准入条件”，则又不免让人爽然若失、索然寡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介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两年来教育改革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在谈到“异地高考”时，袁部长答：“要有条件准入。首先家长要符合条件，学生还要符合条件。”家长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交了各种保险，学生则必须在当地就读若干年。“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交了各种保险”，看似容易，但对于多数外来务工者尤其是农民工来说，恰恰最不容易。估计很多流动人口看到上述诸多限制条件，会有如兜头被泼上一盆冷水：罢罢罢，我们还是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吧!
袁部长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准入条件”最为不可解：“还有一个是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是不是说，即使家长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学生也从小学开始就在当地上学，但如果当地政府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你待在这”，就可以拒绝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呢?
当然，教育部之所以要为异地高考设置诸多门槛，目的只有一个：防止“高考移民”。应该说教育部有此担忧完全可以理解，异地高考确实可能为“高考移民”大开方便之门。但问题是，“高考移民”又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不是现行高考制度的设计不合理、不公平，又怎么会有“高考移民”这一中国独有的景观呢?而“异地高考”之所以千呼万唤不出来，其最大阻力也正来自于现行的高考制度。同任何制度改革一样，最大的阻力总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现行高考制度同样有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像北京、上海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讨论高考公平，有一点必须厘清，北京、上海是现行高考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而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虽然同样享受政策倾斜，实则只是貌似受益者。偏远落后地区确实应该享受特殊照顾，但正确的做法是通过政策倾斜给那里输送更多的人才，而不是让当地学生到发达地区上学然后留在发达地区工作就万事大吉。
专家说得不错，不能把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权交给地方，尤其是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如若把制定政策的权力交给地方，那么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这些地方一定会千方百计，为“异地高考”设置重重障碍不可。但你若以为教育部就特别值得信任，那就错了，听话听音，“异地高考”的具体政策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教育部已经画下底线：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所以“异地高考”具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交给地方，也不能交给教育部，而应该开门立法，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如果任凭职能部门闭门造车，那么对于无数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异地高考”不是没有流为“画饼充饥”的可能。(青年时报 翟春阳)
异地高考准入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
9月6日，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享有同等的入学机会。异地高考要有条件准入，首先家长在当地需有稳定工作、住所、收入并交了各种保险。学生也要符合条件。还有一个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
在教育的城乡及地区差距普遍存在且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为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设置“准入条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作为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彰显“同等入学机会”的异地高考政策，其“准入条件”应当合理、合法，不能太苛刻。
依据我国《教育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上述“准入条件”显然不符合这一法律要求，因为要求家长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就涉嫌以“职业、财产状况”来区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
从更为现实的合理性角度审视，上述“准入条件”也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比如，“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的条件，也缺乏合理性。一个城市外来工既然已经在当地长期工作生活、养家糊口，且子女也已随迁了，又怎能说这个城市“不需要这个行业、不需要这个群体”呢?难道该外来工的工作生活事实，不足以证明这个城市是“需要他及其工作”的吗?退一步说，即便外来工及其所在行业确实是某个城市不需要的，以此限制其子女高考也是合理的，那么当地户籍人员也不幸置身“城市不需要的行业”、“不需要的群体”，那么，是否也应平等地限制甚至剥夺其子女的教育升学权利?
再如，从城市外来工的现实生存状况来看，家长要有“稳定住所”、“交了各种保险”等条件也相当苛刻。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拥有独立租赁住房的仅占14.3% ，只有0.7%的在务工地自购房，绝大多数外出农民工的主要居住形式是住宿舍(32.4%)、住工棚(10.2%)、合租(19.3%)等;如果宿舍、工棚等不算“稳定住所”的话，那么绝大多数外来工都不满足这一“准入条件”。上述《监测报告》还显示，2011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 、23.6%、16.7% 、8%和5.6%。这意味着，即使只论单项社会保险，在当地参保的外来农民工也是极少数，那么“交了各种保险”的外来工比例势必更低。
应该说，异地高考准入条件既然是个门槛，肯定都会存在公平公正的问题，它只能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办法。现在要明确准入条件必须由严到松，更要明确何时取消。总之，异地高考准入条件不应该太苛刻，越苛刻越背离教育公平。（武汉晚报 张贵峰）
地高考解释权不应交给地方
具有中国特色的异地高考，经过自下至上多年的催促，终见呼应、破题。全国人口13亿多，进城务工人员2.45亿，异地高考之重略见一斑。千呼万唤，姗姗来迟，异地高考政策并没有给公众太大的惊喜，仅“解释权”划归地方一举，就可能消解相关政策的正效能。
多年来，高考之所以出现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现象，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不同地区间的录取率差异。一些中心城市，高考一本录取率已经超过20%，而全国平均水平不到10%，河南一本率只有3%。一旦无条件放开，某些录取率较高的城市极有可能成为“高考洼地”，从而损害本地考生利益。城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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