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册沈从文与九妹
英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才华非凡的妹妹，讲述了她因为男权社会的偏见和不公而被扼杀的故事。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沈从文真有这样一位妹妹———九妹岳萌，她的光焰照亮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己一生却充满坎坷，以致发疯，最后凄凉死去。在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把有关九妹的故事加以搜集整理，以引起对沈从文有兴趣的读者的思考。
童年·少年
岳萌是父母养育过的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12年，比沈从文小10岁。童年的九妹是快乐的，她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尤其受母亲宠爱。沈从文早期写的两篇小说《玫瑰与九妹》和《炉边》中回忆亲情，三岁到五岁间的九妹是其中的主角。当玫瑰花开时，九妹“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她又把许多玫瑰花瓣用信寄给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二哥和六哥被户外卖小吃的吆喝声所诱惑，九妹又去向母亲“游说”满足他们的“馋嘴”欲望等，那形象稚气可爱、聪明可人。有九妹在，家庭充满祥和快乐的气氛。
由于父亲长期流亡在外，欠下巨额债务，家道逐渐中落。沈从文在1917年，不得不外出当兵。沈从文十分思念九妹，他的堂兄返家，他叮嘱堂兄一定要去看望九妹。堂兄看他可怜的样子，安慰道：“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也可以回家探亲，那时可以帮九妹买许多好玩的东西。”1920年底，他所属的土著部队被歼灭，幸免于难的沈从文到芷江投靠亲戚，谋到一个收税员的工作。母亲在家乡无所依靠，于是变卖掉房产，带九妹来和沈从文同住。卖房所得的三千块钱交沈从文保管，不幸的是，沈从文爱上了一个姑娘，结果这笔钱的三分之一被姑娘的弟弟骗走。等他发觉时，姐弟两人一齐失踪。沈从文自觉没有颜面，悄然出走常德。
沈从文1923年夏天来到北京闯荡。因湘西极其混乱，九妹同父母随军队在鄂西边境一带辗转流离。4年后的1927年，沈从文脚跟稍稳，就把母亲与九妹接到北京。一来照顾母亲，二来为了妹妹的前途，此时九妹已经十五岁，长成大姑娘了。1928年初，沈从文到上海谋发展，旋即把母亲和九妹接来同住。沈从文初到上海的生活是窘迫的，小说《楼居》里写到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九妹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常常哭泣以及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着鼻血拼命赶稿子的情形。1929年7月间，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的母亲担心连累沈从文，把九妹留下，只身返回故乡。同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被胡适聘到上海公学任教。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重要标志，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1930年秋，沈从文转往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去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夏，沈从文来到北京，与杨振声一道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同时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跃成为文坛赫赫有名的“京派”盟主。摆脱了贫困的九妹一直跟在沈从文身边，随着沈从文名声越来越大，九妹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学业与交游
1927年，九妹到北京时的初衷是希望有机会读书。九妹自幼聪明好学，更胜六哥岳荃一筹。《炉边》中，岳荃在母亲面前炫耀背书，背到中途忘了，九妹嘲笑六哥，自己把那课文一字不差背完。从《炉边》和《玫瑰与九妹》看，三五岁的九妹已经有足够的智力和哥哥周旋。母亲深爱九妹，无奈已经没有任何余力供她上私塾或新式小学。到了15岁的年龄，九妹受系统教育，学一技之长，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沈从文为九妹选择了法语专业而非实用的技能。九妹虽天资聪慧，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又毫无基础，学法语无疑是费力且难以预料结果的选择。沈从文似乎很有信心，专门请了一个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教她。他为妹妹预许了将来读书的一切费用，并希望她将来能去法国深造。沈从文到上海公学任教后，九妹在那里借读，除继续学习法语外，还学习英语和编织。在青岛大学，九妹也仍然是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法语和英语学习生涯没有让她掌握这两门高深的学问，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 沈从文文坛地位不断提高，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九妹在他身边，自然加入其中。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四处奔走，后又陪同丁玲护送遗孤回湖南她母亲处寄养。在整个过程中，九妹留守上海，把以胡也频名义准备好的3封电报和7封信一一发给丁玲母亲，以隐瞒胡也频遇害的消息，并催促丁玲母亲早日放丁玲返回。同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谋职，由九妹陪护心神未定的丁玲住在上海。时局风诡云谲，九妹为二哥分担忧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沈从文的朋友圈子中，巴金对九妹记忆尤深。巴金1932年9月应沈从文邀请，到青岛大学做客，在沈从文的宿舍住了约一个星期，写了短篇小说《爱》。沈从文常和他一起去散步，九妹有时也一同去。巴金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1933年秋，巴金因筹备《文学季刊》来到北京，他见到了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夫妇，也与九妹重逢。巴金在北京居无定所，沈从文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住了约两个月。当时沈从文正在写《边城》，巴金在写短篇小说《雷》，无客人时二人各自写作，来客人时则一起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九妹就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1940年7月，巴金从上海来到昆明看望女友萧珊，居住三月，1941年巴金又从重庆来到昆明。这两次巴金在昆明期间与沈从文交往颇多，还曾携萧珊去沈从文在呈贡乡下的家小住过数日。见到九妹是极平常的事，但热恋中的巴金却没有片言只语再提起九妹。 著名作家施蛰存对九妹也留有印象。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张兆和带两个孩子及九妹，在香港待船，准备取道越南去昆明。施蛰存正从上海来，也要到昆明去。沈从文委托施蛰存与她们结伴同行，以便照应。一路虽鞍马劳顿，所幸顺利到达。施蛰存颇为幽默地说这是他“平生一大功勋”。
恋爱中的九妹
晚年的张兆和对九妹的“美丽”仍记忆犹新，她曾对笔者发出惊叹：“九妹可美了。”有一张沈从文兄妹与母亲的合影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的九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一双与她年龄不太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