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商学院就是给中国雪中送炭
中国的商学院发展要不要拷贝西方模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表示，如果专从西方模式或者中方模式这个角度说有一点狭隘，现在我们用的手机、计算机都是西方模式，所以只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都应该接受。对于商学院模式也是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在中国大环境下，怎么样把商学院教育这个模式做好。
90%以上的企业不具备产业链控制能力
记者：现在很多企业都热衷于做全产业链，前一段时间双汇事件之后，他们也谈到要从源头上把握质量这样的，很多企业也这么干，达到全产业链，这么一种现象或者说这么一种模式，究竟是一种倒退还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从风险管理和效率来说，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张维炯：全产业链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模式。如果说一个企业能够把整个产业链都能够控制住，能掌控住，这个企业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有了话语权，但是你要把这个产业控制的话，你从设计、从产品、从制造再从渠道，要全部控制住的话是不容易的。我可以这么说，90%以上的企业是不会有这个能力，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只是那些非常大的企业才能够有这个能力，比如说苹果公司，他现在就是把他的整个产业链、一个渠道控制住。所以你把这个渠道控制住以后，你跟其他企业竞争就是一个系统的竞争，而不是一个产品的竞争，也不是某一段成本的竞争，是吧？如果从战略层面上来说，一个企业如果控制一个产业链的话，那这个企业那不得了，因为它是无敌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很多积累、基础。然后又有很多的资本上的投入。很多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走的时候，能不能走下去，是不容易的。
记者：中国现在有没有可能性出现这样的企业？
张维炯：目前我们国内在消费行业里面，比如说对全渠道进行控制的企业，好像还没有出现。但是有些企业我知道有很多的企业想这样做。中联他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他产品不清晰，中联至少横跨了5到10个行业，他可能有一个行业比较有影响，也不能说整个价值链都能够控制住，其他的行业是不一定的。我说的是苹果的，比如说苹果的APPstore，他很多的价值链控制住了。像很多的比如说三星、惠普的平板电脑水平都不比苹果差的，但是他没有这个系统，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上海的馒头事件，这个馒头事件里边你就控制不住的，没办法控制住。
记者：像国家都做不了的事情，一个企业控制是不是更难，特别是食品领域。
张维炯：像这种领域的企业，尤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我们一定要有非常完整的法规水平，执法要严。像这种企业，像我说的比如说我们上海的馒头事件，你不让他的所有者倾家荡产，而且他最后的几代人都倾家荡产，你杀不住他，你要把他整个的公司，包括他的总公司全部让他垮掉，这样就制止住了。
记者：让他们的违法成本提高。
张维炯：当然了，西方社会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要学。
商学院要注重培养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记者：现在社会上对商学院教育，包括对西方的商学院教育也有很多的批评，认为培养出来的只重视利润，不太重视伦理和责任？我们中欧商学院在培养学员的价值观和使命感方面，具体怎么做的？
张维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关于商学院的具体的模式，培养人才的做法，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明茨伯格提出来的模型可不可以操作？不可操作，他提出说我们有几个精英，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帮他们，那么这些企业家哪里去寻找，这些企业家是不是有自己的工作，他是不是会到这儿来帮你上课？所以他提出来的一个模式是理想的，不可操作的模式。
我们商学院目前的模式，有没有比我们更好的模式？我只能说就是从我们现在的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和我们教育水平，以及我们现在教授资源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的商学院的模式，如果说我们把商学院叫做一个行业的话，是现在时间段效率最好、最高，而且能够持续的制度，有没有其他的比我们现在商学院的模式更好的呢？目前没有。尽管我们现在模式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就像比如说有些商学院教育当中他就是追求利润，然后就是说技术层面教得比较多，追求企业自我的发展追求比较多了，但是对于我们商学院培养出来的人，今后的企业家，要把他放在整个社会当中来看的话，那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怎么培养？他对人的贡献怎么培养？然后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不是仅仅为了赚钱？或者说有更大的其他的目的，这种东西教育我们应该要加强。
然后这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对于我们环境的整个持续地要考虑，对吧？综合考虑。还有企业最终的目的像这种东西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我们的哲学领域里面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商学院都在加强的能力。我们中欧实际上现在也在加强，我们国内的很多其他商学院在这方面也在加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内容能够加进去以后，使我们的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不但能够把企业能够在经济、市场竞争当中，能够为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他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润同时，也要回报社会、保护我们人类生活的大环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说我想不仅仅是我们中欧要做的，也是所有商学院都应该要做的事情。中欧是在中国的商学院当中第一个开设企业社会责任课程的商学院。
师资是商学院面临的最大问题
记者：前一段时间金融时报公布了2011年的全球的商学院排名，有20个商学院当中，前20个商学院当中一半是来自于美国，亚洲印度在前五名当中占据了两位，香港科技大学是第六位，咱们中欧商学院是第17位，我这里有两个问题。问题一：咱们中国商学院，我们本土的商学院发展模式，需要不需要拷贝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商学院模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问题二：我国本土商学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目前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张维炯：你提出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往往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需要不需要拷贝西方的模式，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是不是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是不是西方的模式？所以如果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西方模式或者中方模式有一点狭隘，这是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只要是人类提出来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接受，手机这个东西西方人发明的吗？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结晶。对于商学院的模式也是一样的，这个也是我们人类的结晶。所以这个可以这么说，商学院教育的模式确实是一个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比较好的模式。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大环境下，怎么样把我们商学院教育这个模式把它做好。这个教育模式做好就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考试制度，比如说我们学生的培养，比如说我们教学当中怎么适合我们中国企业里面特殊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个转轨过程当中碰到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大环境，人口那么多、环境资源那么少，是吧？相对说来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中国企业怎么样做，才能够和世界其他企业竞争，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要符合我们中国自己情况的话，核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商学院教育的核心，它应该是不分国界的，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分国界，你拿到这个东西来到我们中国来用，我们操作过程当中就要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怎么把它在中国的土地上把它做起来。
第二个问题我就回答你，我们现在商学院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要更大努力地找到最好的师资，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可以这么说，全世界最好商学院当中培养博士生。因为刚才你提到了排名，如果我们把FT排名当中前100名的学校，这个100名学校当中培养的公司应该比较好的公司，我是学企业战略的，我可以这么说，每一年在企业战略上全世界最好的100名学校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大概就是几百人，最多就是两三百人，全世界有多少商学院要去竞争这两三百个人呢？我可以这么说，几千家商学院，甚至上万家商学院来竞争这几百人的师资，这里面的竞争是极其惨烈的，很多人看不到，我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有碰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我们中欧员工出去读博士，读了美国的非常好的学校以后，我们找他，他也愿意回来。而不是说我们就是用什么好像很低的价格让他回来，不是的，我们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薪酬让他回来，换句话说完全是和国际上竞争了，对吧？但是同时，有非常好的商学院请他加入美国学校，结果他还是到美国学校去了，就是这种类型的竞争是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
因为在商学院里面，尤其是我们搞高端商业教学的，给MBA同学讲课的，给EMBA同学讲课的，像这样的老师，就是你在好的商学院博士毕业以后，还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他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教授，才能够非常自信地在高层的管理人员里面给他们讲课。所以大家想一下这个资源全世界都是稀缺的，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商学院。世界上有一些商学院包括哈佛、沃顿、芝加哥、斯坦福、MIT，他们几所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他们的商学院的院长每年碰到之后讨论的问题就是师资问题，大家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现在想的都是我们怎么才能培养更多的好的师资，怎么可能使得最好的师资到我们自己的学校来教学，这个是我们的关键问题。
中欧现在的长期教授已经有65名，而且全都是这种在海外的顶尖的名校，就是像张院长刚刚说的顶尖的名校的博士毕业。我们是全球招聘的，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打磨之后，然后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而且我们会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师资加入到中欧来。
中欧的竞争对手在国外不在国内
记者：您在三年前的一篇专访里曾经提到过中欧的竞争对手是以哈佛和沃顿这样的商学院为标准的，当时您也提到中欧商学院距离这些商学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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