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听途说》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摘 要：因果报应是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要的一部分，生活于清末的底层文人潘纶恩的著作《道听途说》中也记叙了诸多因果报应的故事，意图达到劝世的目的，同时客观上也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与世风的沦丧。 关键词：因果报应；《道听途说》；社会黑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032—01 因果报应思想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化与思维中：《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国语·周语》中的“天道赏善而罚淫”、《韩非子·安危》中的“祸福随善恶”均可称为经典。因果报应可唤醒人们的自律意识，因此它成了包括《道听途说》作者潘纶恩在内的诸多文人劝世的手段。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对小说思维的制约，导致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明显延伸态势，即通过对人与社会的具象描述，以张扬具有明显功利性的民族情感和理想人格，来实现人伦道德教化的教育功能。”《道听途说》便是通过对一系列人与社会的具象描写，通过罚恶向善这种功利性手段达到了导恶向善的目的.。 《道听途说》中一些篇章是通过对善良之人的奖赏达到劝导目的的。卷一《鬼报》中善岐黄术的吴藻修救了落拓儒生查某，虽查某不幸病逝，却不忘恩德，身为鬼的查某亦救了吴藻修的兄弟一命。篇末作者指出：“云樵公之发轫，公之及身而见者，至今四代犹科第不绝。”说明了正是因吴公的善行，才荫及子孙，使家族四代都科场得意，此篇通过具体事例的记叙表达了善者第一文库网终将会有善果并以此来规劝世人。 然而潘纶恩更多的是通过对作恶者残酷的惩罚来达到警示世人的目的，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中说：“当神道施报的内涵渐渐为人道回报的实质所替代时，即使作品中仍有着留恋不去的神道果报之因素，其在作品中本来占有的核心地位也发生了转移，其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走无常》篇直言阴阳轮回的报应：“阴曹者，所以补阳世之缺陷。阳世之宜赏而犹未赏者，阴曹赏之；阳世之宜罚而犹未罚者，阴曹罚之。”这种思想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体现了作者迫切的劝世之心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黑暗的末世社会，用极为严厉的因果报应与阴阳轮回观来警恶向善、劝导社会或许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作者通过因果报应惩罚作恶之人、反映末世之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借因果报应惩罚暴戾蛮横之人：《李二妈》篇中悍鸷横暴的李二妈因张大妈性柔弱，每日凌虐大妈“捽张发痛殴”，将大妈逼得“自雉以死”之后仍不放过她“恐其鬼之报怨也，乃覆殓于棺中，头脑四肢，各布生铁以厌之。”使张大妈十五年冤深似海却无法报仇。十五年后，张大妈的女儿趁夜深人静悄悄打开母亲的棺材，“弃镇铁而反正其尸”，张大妈得以用阴司报应将李二妈与其孙用大火烧死。作者篇末极力渲染大火之后李二妈门前的几株桑树：“枯叶尽脱，林立空条，悉为火灼，颃樁拳挺，黝然焦炭。”按常理火力并不能烧至桑树，作者归结原因：“殆亦故为其异，以示天报之显也夫”。本应该是相互敬爱的妯娌关系，本应为弟妇敬重的嫂子却被逼得惨死，可见世风的沦丧，《道听途说》用强大的果报力量惩罚以暴戾手段害人性命之人，借此警示世人，扭转末世之风。 第二，通过因果报应思想抨击负心、忘恩负义之人：《巴嫣嫣》篇中巴嫣嫣有情有义，倾其所有帮助孟贾，怎奈孟贾听信恶妓谗言负了嫣嫣，逼的嫣嫣愤恨自刎。结尾死去的嫣嫣对孟贾进行了激烈的报复，孟贾的绝情不仅害的妻女烧为灰烬，自己也“自剖刃洞心而死”，报应何其惨烈！作者怀着对嫣嫣的深切同情通过鬼魂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惩罚薄幸负心之人，以达到思想教化的目的。《彭意之》篇龚生受恩于黎作则，却恩将仇报，将黎作则宠妾彭意之据为己有，并唆使意之向黎作则索要巨额财产，“其无良也甚矣”！但自意之归龚后，重病缠身，龚生“医药供养，徒然辛苦连年”。意之死后，遗产颇多，龚生却没有享用，所有的财产都借丫鬟圆宝之手，“席卷归黎”。晚年的龚生何其凄惨：“求食甚勤，而供给维艰，冷炙残羹，强延积岁而殁。床笫非无妻孥，仓箱非不殷实，而卧病之时，竟与孤独穷饿者无异。丧事亦甚草草，桐棺一具，仅胜苇箔之裹尸。”《道听途说》110余篇的小说中正面塑造的人物聊聊无几，由此可见一斑。此篇由鬼报变为人报，更加贴近社会生活，但对忘恩负义之人的报应却没因此而减弱，可见因果报应之屡试不爽。 第三，通过因果报应警示不孝不悌之人：《干季香》篇伯香、季香为了避免亲兄弟仲香的打扰与索要金钱，竟将仲香杀害。不料县宰因怀疑季香偷盗而意外搜出伯、季香杀害仲香的盟誓书，得知伯、季香联合杀害仲香的事实，将二人绳之于法。作者篇末感叹：“仲之行径诚可恶。然父在，犹不忍杀其子，而为伯、季者，乃以其需索之故，竟从而甘心焉，不已甚哉！经岁之后，借径于盗，以曲鸣其罪，而尽倾其家，其为报也亦巧矣。”说明了因果报应的巧妙，更说明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情况在清末已是罕见，字里行间透露着末世之感。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滦阳消夏录》中提出：“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圣人之刑赏，为中人以下设教；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潘纶恩生活在清代末期，世风沦丧、民风浇薄，面对着各种矛盾，作为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下层文人，纶恩通过《道听途说》的创作，以因果报应这一深入人心的观念来劝讽社会上以普通百姓为主的形形色色的人，扭转末世之风，同时在客观上也记录了一个行将就木的末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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