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与朱熹的史学观之比较探析论文
古往今来,许多研究者把南宋思想史上的著名学术公案——陈亮和朱熹之间的学术争端归结为“王霸义利”之辨,这固然是正确的,但论战双方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治史价值方面的重大歧异,则是二人争论的原点,亦是他们思想观点难以弥合的最基本原因。
关键词:治史态度;治史方法;治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723X(2010)06 -0110 -05
朱熹和陈亮围绕“王霸义利”问题所展开的论辩是思想史上的著名论战,对于这场学术之争所发生的缘由,历来的研究者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应该说这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但双方在历史观念上的重大差异则是导致这场笔墨官司的最基本因素。
一、治史态度的分歧
1.陈亮以变通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
陈亮使用的“变通”一词,源出《周易·系辞下》:“变通者,趣时者也”。这里的'变通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意思。而陈亮笔下的变通是“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在他看来,一个事物发展的“势”是有穷期的,“况其势已穷而将变,变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此事物的势到了穷尽的时候,就会变化为彼事物。因此,他主张“通天下之变”,也就是循道而变。
陈亮运用变通观点来说明周公之道。他指出周公制作的礼是集百圣之大成,可以通天下之变而不会穷尽。可是,周朝维持八百年后大势已去,“诸侯既已植立,周之王徒拥其虚器”。但是,“当是之时,周虽自绝于天,有能变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术盖未始穷也。”这就是说,周王朝虽然不行了,而周公制定的那套制度,要是能变而通之,仍然可以继续存在下去。陈亮说:“《周礼》一书,先王之遗志具在,吾夫子盖叹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备于此,后有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人道备,则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变。变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盖至此而与天地同流,而尤其穷哉!”他还指出,“圣人论《易》之法象而归之变通,论变通而归之人,未有偏而不举之处也。”陈亮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角度,提出人们应该顺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把握时势变迁的所以然之故,以求上达于天理、中合乎人道、下通于人世之变,真正使孔周之道、变通之理与天地日月同辉。
陈亮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自麟止以来,上下千五六百年,其变何可胜道,散诸天地之间,学者自为纷纷矣。”依陈亮之见,人们要“明于天下之大势,通古今之变”,才能适应形势需要。陈亮以变通为标准评价历史,指出从古到今每一个朝代都是因时制宜、变通行事的。“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通其变而天下安之。”“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汉高祖约法省禁也是“知天下厌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与因陋就简,存宽大之意,而为汉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
陈亮以变通的历史观分析宋朝历史时发现了其固有的弱点。“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使天下安平无事,犹将望陛下变而通之。而况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国家之耻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陈亮认为南宋王朝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变通,否则将为他姓王朝所取代。“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而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辱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
权变必须要遵循变通的规律,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能达到变而通之的目的,权变的类型和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变通是一定的,其形式则是变动不居的;只有一定的规律,没有僵化的模式,“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为复开数百年之基。”由上观之,陈亮的变通思想既要遵守规律、坚持原则,又要根据实际条件,灵活采取多种形式,真正达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功效。应该说陈亮的变通思想切中时弊,鞭辟入里。然而,南宋王朝的大厦即将倾覆,独木难以支撑。
2.朱熹以先经后史作为治史的原则
朱熹与陈亮的主张不同,他认为治史必须遵循先经后史的原则。先经后史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指以经为本,以史为末。朱熹力主“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只有先读经,在此基础上体验“义理”,而后再读史,以“理”考古今治乱及制度典章。第二层意思是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为学要“先立大本”。研读儒家经典是本、是“体”,读史书考查古今治乱安危、礼仪制度,是在“用处作工夫”,是“用”。因而读书要先读经以立“义理”之体,而后方可考诸史事之用。
朱熹认为,“理”不是得自于历史经验,而是得之于《六经》。虽然经史都可以读,但首先必须要明“义理之要”,在此前提下才能读史,以臧否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先穷研经书以洞明“义理”有两个好处:一是读史时心中有一个衡量的尺度,这样读史就可以保持客观冷静,不会被纷繁复杂的历史场面搞糊涂了。“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看,此亦当预防也。”第二个好处是识得“义理”,心如明镜止水,就能辨别历史上一切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人物及事件,如此便可“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
朱熹认为个体要识得义理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志,要“以圣贤为师。”只有以圣人为师且永不改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方可成就自己的道德涵养。因此,个体必须脚踏实地、诚惶诚恐地进行道德修养锻炼,使自己完全自觉地遵循“天理”的规范要求,这样才能取得“达理然后可以制事”的目的。其次,还需要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加以体认。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先贤在《论语》、《孟子》、《中庸》等经书中所阐述的“义理”只是书本的东西,要想把纸上的义理变成自己的东西就需要加强个体内心的认真体认。
朱熹对为学不遵循先经后史原则的学者是持批评态度的。对于吕祖谦主史学而不重读经的治学理路,朱熹说:“伯恭便不教人读《论语》”。“先生(朱熹)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今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朱熹在写给吕祖谦的弟弟吕祖约的信中说:“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此为切要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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