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学院制下的导师制论文
摘要：牛津大学一直着保持卓越的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其学院制下的导师制正是其教养型教育的根本支撑。牛大学院制下的导师制具有四大特色：注重博雅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即“造就一个人”；密切、融洽的师生关系促进无阻碍的师生互动；培养学生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的能力；保持了权力自治的传统。
关键词：牛津大学；学院制；导师制
导师制作为牛津的教学传统和核心特征是以其学院制为基础的，它们是牛津本科生教学的基础，也是其始终保持卓越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牛津大学的学院制(CollegiateSystem)和导师制(TutorialSystem)被喻为“皇冠上的明珠”，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回忆说：“牛津大学对我还有一种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学院制度，这种制度至今对我仍具吸引力。”而其导师制也因“世界上最为有效的教育关系”而备受世人赞誉。
牛津导师制重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强调学生积极性的发挥。导师制蕴含丰富的大学教学理念，也是牛津大学理想的完整体现。
一、学院制及导师制简介
（一）学院制。
目前，牛津大学拥有38个学院，最早开创的大学学院初始于1249年；学院制开始建立和形成特色、并为世人认可则始于新学院创办的1379年；而最新成立的格林邓普顿学院则由格林学院与邓普顿学院于2008年10月合并而成。各个学院建筑风格迥然相异，却又很是和谐，让步入牛津的人体味到一种历史的凝重感。正如英格兰谚语所言：徜徉于牛津小镇，恍如进人久远的历史时空。
学院制的地位如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在其《大学之理念》中所言：“学院制是牛桥二校的特色与灵魂，讲牛桥（Oxbridge）而不谈学院，就像莎翁的《哈姆雷特》中漏了丹麦王子。”牛津是以学生聚居来组成一个学院，即“住宿学院制”，而且规模不大，一般都在400人左右。牛津大学与学院的关系就像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一样，大学和学院分工协作，共同培养人才。这使得牛大更象是一个“生物群落”，而不是一个“生物”。牛津大学的学生或者教师必须在某一个学院注册，成为学院的一员，同时又从属于大学里面的某个系（按专业划分）。因此，对于教员和学生来说，牛津都是一个矩阵结构，每个人既是学院，也是系的一个成员。关于大学与学院的分工，深受牛津影响的纽曼认为：“大学的教学方法是教授式的，而学院的教学方法是导师式。大学为传授知识而存在，而学院的职能在于发展品格。”
牛津大学的学院制因其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已经影响了很多杰出的大学，例如耶鲁大学实行类似牛桥的“住宿学院”制度；哈佛大学本科生的“舍院”（House）制度沿袭牛津学院制的传统；美国莱斯大学的宿舍管理系统效仿牛津的“住宿学院制”。在亚洲，最著名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其书院与学院并行的制度既参照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又借鉴了牛津的学院制。就中国内地来说，汕头大学率先打破中国传统的“专业学院制”，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试行“住宿学院制”。
（二）导师制。
牛津各学院的重心是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导师的成绩在于培养出了多少优等本科生。学生自入学便由学院指派一名导师，学生在参加大学课程的同时每周还要抽出一定时间单独和导师面谈，向导师汇报读书心得，听取导师的评语。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确立的人际关系……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学关系。课堂教学的稀少，师生间每周的面谈，有时延伸至漫长假期的非正式关系，促使学生独立自主也使他直接受到教师的影响。”加拿大作家斯蒂芬·利考克这样描述牛津的导师制：“学生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导师那里，或者不如说同导师一起学到的。”而且，密切的接触令学生和导师容易建立一种密切的私人关系。导师不仅是教师，还是学生精神上的向导和朋友。
现在中国也有一些高校开展本科生导师制（如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但总的来说，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中尚处于尝试阶段，其具体工作还流于空泛。借鉴牛津的导师制，导师应该指导学生开展科研；考虑给予学生具体的选课指导；更重要的是思想品德指导以及心理指导。
二、牛津大学学院制下的导师制特色
当代牛津大学的办学目标定位为：“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巩固和提高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地位；通过科研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造福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促进具有挑战性的、有活力的大学本科教学仍是其重要职能，而学院以教学为中心、以导师制陶冶学生的做法正体现了牛津“造就一个人，而不是撰写一本书”的教育目标。牛津大学学院制下的导师制正是其办学的核心运行机制和重要的办学特色。
（一）凸显博雅教育。
牛津认为教养比高深学识更重要，博雅教育才是大学的职责而非专业训练。在牛津，大学通过学部来组织显性的专业教育，学院则负责隐性的博雅教育。正是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的对学生的综合教养，凸显了导师制与学院制的完美结合。导师扮演着双重化身，使学生获得人类长期实践积累下来的经验、智慧和思想，同时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起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早在19世纪初，林肯学院院长爱德华·塔汉姆就提出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学府，大学也是传播普遍知识的场所，并认为传授普遍知识是大学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职责。前任剑桥副校长的阿什比勋爵对此也有一番解释：“我们对科学的崇拜，从来不及对纽曼、乔义特和柏蒂森等19世纪牛津大学人文主义者的影响的崇拜。对他们来说，大学教育的试金石不是讲授伟大真理，而是用什么高明的方法来讲授伟大的真理。……英国哲学家亚历山大对这个教育观点的解释是：‘通才教育指的是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而不是指教导学生选修哪些学科。’”
博雅教育国际化后演变成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也受其影响，但仅停留在宽泛的理念上。中国大学要实行通识教育主要有两大难点：其一，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学生进大学时都带有自己的专业属性；其二，通识教育难在开发课程。我国高考制度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国内名校纷纷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下设置四个书院进行通识教育、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南京大学的本科基础教育学院等。 （二）无阻碍的师生互动。
牛津大学的教学方式有讲座课(lectures)、习明纳(seminars)、导师辅导课(tutorials)、讨论课(classes)、实验课(laboratorycoursework)。导师辅导课处于本科教学系统的核心地位，其他方式都是其补充形式。一般情况下，每门课程学生与导师每周会面一次，内容为报告、分析、讨论一周来的学习情况。导师的职责是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作出快速反应，帮助他们获得知识、信心和掌握有效的工具；监督学生的学习进展、纠正其学习习惯；向学生传递对学科领域的激情，激发其求知欲。而学生需要做好课前准备，如查阅资料、提出自己感兴趣的观点；就需讨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动、积极、开放地参与讨论。
导师制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保证了学生与导师间无阻碍的交流，培养学生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能建设性地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建议。在师生间亲密的互动中，导师通过文化的熏陶和耳濡目染对学生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难怪弗莱克斯纳曾用“陶冶”一词来形容牛桥的导师制，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育关系。
（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导师制体现为师生间的“承包责任制”，利于导师因材施教，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能，促使学生进行独立和创造性的思考，训练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看待事物、评价证据、将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能力；而学生在准备周论文的.过程中要学会独立地搜集资料、筛选、加工和准确有效地利用信息，并进行连贯地表述。同时在导师教学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和质疑，学会在导师的批评面前捍卫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也就是说，牛津的导师制留给学生充分的思考空间，主要教导学生掌握思维方法，提高思维水平。极其强调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的自学，而不是导师牵着学生一路走。牛大各个系、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以及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校方购买的光盘数据库、网络数据库等，方便学生广泛地阅读。
（四）坚持权力自治。
牛大的学院是法律和财政上独立的非盈利性机构，学院成员有两大权力：选举、罢免学院院长；增选学院成员。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学院完整的自治权利，而且表明学院的高度自治是以院士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学院日常事务如制度制定、课程编制和安排、教材选择、经费使用、学术决策、招生聘任，常由院长和各类院士委员会共同处理，泰德·塔玻指出：“牛桥信念体系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信念是，大学是自我管理的学者社团。”学院内部多样化的委员会，从组织机制上保证了院士们都能就学院事务发挥必要的影响。正是学院制的这种权利，使得中世纪的行会观念在牛桥得以某种程度的保留。直至今天，牛津基本保持了中世纪以来的各种职位和机构，如校长、副校长、学监、校务委员会、教师大会、全校教职员大会等。
三、结语
促进具有挑战性的、有活力的本科教学一直是牛津大学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牛津学院制下的导师制正是其教养型教育模式得以运行的根本支撑，它有四大特色：注重博雅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即“造就一个人”；密切、融洽的师生关系促进无阻碍的师生互动；培养学生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的能力；保持了权力自治的传统。
为了培养理想的人才，牛津保留了传统的学院制和导师制，设置了与众不同的专业和课程体系，为学生创设适宜的发展环境。牛津的办学理念是独特的，它和剑桥大学一起构成了世界大学中的一道风景线。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莫瑞森所言：“在真正了解牛津大学的人中，没有一个理智的人非常希望去改变它。相反，他必须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保存那些历经时间检验而保留下来的很有价值和美的东西。”在高等教育日益多样化的今天，牛津大学的学院制和导师制作为一种独特的模式将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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