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论文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是前工业时代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两种文化类型。在整个古代史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格局以及古代文明的衰落与兴起！在我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我国历史的重要部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始终占据了中国历史篇章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北方游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虽然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式微，原来属于游牧区域的大多数地区己经不再完全依赖于游牧经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草原荒漠地带，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群从事着畜牧业生产。在我国广阔的西部和北部草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绝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仍然有相当大的区域是游牧生活的区域，仍以游牧经济作为主要生计手段。所以对游牧生计方式、游牧文化的研究探索，也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游牧文化、游牧生计方式，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对“异文化”的“误读”，这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古代的主要文明国家大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基于农业文明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认知模式等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占据着话语权，因此在各种历史文献、笔记小说的记载描述中，对游牧民族的记载描述几乎有着固定的、简单化、格式化的词语。在“我们的常识”中，在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对游牧生活的认识存在着一种“他者”的想象，存在着基于不同文化知识背景的文化“误读”。当然，这种“误读”或“曲解”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对游牧方式的认识
游牧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各民族的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不同时期有着许多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丁零、柔然、突厥、回鹊、契丹、女真、蒙古等，他们族属各不相同，语言、文化也有差别，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却基本相同，是一种“逐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方式。
（一）游牧生活的移动性一一逐水草迁徙
我国古代的各类历史文献中对于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留下了清楚的记载，如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匈奴列传》）；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匈奴传》）；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后汉书·乌桓传》）；鲜卑“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序纪一》）；突厥“弯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J匕史·突厥传》）；回给“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旧唐书·回给传》）；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契丹传》）；蒙古“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元史·兵志三》）等等。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都明确表述了北方草原各民族生活的基本特点一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
（二）游牧活动的地域性
各有分地虽然逐水草而居是草原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社会的生活是行踪不定、漫无目的、漂泊动荡的。历代文献资料记载中都强调游牧民族“居无恒所”、“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主要强调的游牧生计下不同于定居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居住形式不像农业社会中的农民那样固着于一地的定居形式，人的居住地是随着畜群的移动而迁徙移动的，而不是表明游牧人群在游牧过程中没有地域限制。在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每一个游牧人群的随水草而迁并不是空间上的无序行为，其游牧活动都是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内（分地）进行的。文献中不乏此类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置部族，各有分地”；“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明史纪事本末》载卫拉特蒙古“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地皆有分地，不相乱”等等。
（三）游牧活动的季节性或周期性一一顺寒暑，以时迁徙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游牧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因寒暑而变换季节牧场的季节性、周期性的迁徙移动。这在各类历史文献均有所反映，如《辽史·兵卫志》中记述了契丹人“顺寒暑，逐水草畜牧”；《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败渔，岁以为常”；《元史·兵志》记述了蒙古人“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近代的许多游记、调查报告、民族志资料都记述了游牧生活中的季节性移动。 草原游牧民族的季节性移动，主要体现在按季节划分牧场。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根据自然环境不同，一般分为四季牧场、三季牧场以及两季牧场。只要不发生特殊事件，牧民们就随季节更替，按照一定的顺序轮换放牧，在不同的时间利用不同的牧场，年复一年地循环移动放牧。
二、游牧生活的多样性的理解
在我们的“常识”中以及一些研究游牧社会的文章中，将“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看作是一些同构型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似乎所有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经常提及的草原和游牧文化都是一个概括的概念，强调的是其与农业文化或者农耕区域的不同，并不能说明其内部就是完全同一的。整个草原地带的地形地貌、自然生态条件也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既有高山、台地、平原，也有湖泊、河流等，并非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既包括森林草原，也包括荒漠草原甚至戈壁荒原，在一些局部的小环境中，也有适合农业发展的区域。在这些不同的资源环境中，历史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牧民们各自发展出一套适应当地特定环境的游牧生活方式，具体体现在其经济生活、放牧的牲畜畜种组合、游牧的季节安排、游牧迁移的距离等等方面都并不完全相同，其游牧生活也是多样的。
（一）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多样性
农耕文明特色的产生，在于农耕农业在文明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样，游牧文明的产生及其特点的形成，在于游牧经济在文明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论是我们所称的农业社会还是游牧社会，我们强调的都是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经济方式，事实上，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都不是仅依赖于单一的或唯一的经济手段来维持生存发展的，人们尽可能以各种手段获得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去利用尽可能多的资源，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农业文明或农业社会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于农业，畜牧以及其他经济成分只是作为辅助生计，其家畜饲养并不占用农田，只是利用无法耕种的土地、荒坡、草地，扩展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利用了农业种植无法利用的区域来提供人类所需求的肉食，另外也为人类提供了畜力来源。草原地区，游牧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牧民们的主要生活资料或经济来源主要仰赖于畜牧业，但也同时存在着采集、狩猎等活动来补充生活资料，甚至在一些条件适宜的地区也存在着农业耕作。
（二）游牧生产中牲畜种类及构成的多样性
游牧生活中的主要畜种是草食性动物，包括羊、牛、马、骆驼等（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有一些地区性的品种如耗牛、驯鹿等）。在广阔的草原地区，各个地区的游牧人群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游牧人群，其所养殖的畜产品种和各个品种的数量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家养动物有不同的生活习性，适宜不同的生态环境，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用途。在游牧生活中，牧民的畜种的构成，涉及到不同畜种的生长期的长短、繁殖率的高低、对特定的草场环境的适宜性，不同的畜种构成满足人们生活中的不同需求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首先，不同的牲畜有着不同的经济价值或利用价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同的用途，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羊和牛的肉、乳可供食用，皮毛制作衣物、皮囊、皮革、毛绳、毛毡等生活用品，粪便可做燃料。牛也用作畜力，在牧民的游牧迁移生活中拉车运输、驮运物品。马和骆驼主要利用其移动力用作畜力，马主要用于骑乘，同时也是狩猎、战争和劫掠的工具；骆驼主要用于长途运输，亦可用于拉车驮运；当然马和骆驼肉乳也可食用，皮毛也可利用，但在大多数游牧社会中，马的肉与乳并非它们被牧养的主要目的，牧民牧养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其移动性。牛的速度虽然没有马快，但它强韧的体力以及耐力比马更适合牵引车重。
三、关于游牧经济的“依赖性”或“非自足性”的讨论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在不同的经济基础（包括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上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两种文化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发展，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完全孤立、封闭的人群。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以及双方间冲突、战争，是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历史上，中原农业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其表现形式既有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各个历史时期的和亲，以及通过赏赐、入贡、赐予、纳岁币、婚嫁、贸易、关市等，也有激烈的战争冲突。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北方民族的“南下牧马”几乎成了中原王朝的梦魔，历代统治者都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修筑长城，却一次次出现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现象。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的记载占据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主要篇章。
所以，在谈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双方间的冲突和战争。许多学者从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或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或依附性来解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四、也谈马在游牧社会中的作用
有关马的最早驯化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依据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其主要论点是，在德聂伯河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铜器时代遗址德列伏卡，曾发现被马嚼子磨伤的马牙和鹿角做的马嚼子，从而证明了马是最早于此时此地被作为拉牵的动力。在我国境内的考古资料中，虽然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曾发现过马骨，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等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也曾有马骨出土，但不能肯定是己经驯化的家马，确凿的使用家马的证据是商代晚期的车马坑。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也没有发现早于青铜时代的家马的证据。但是，自从春秋时期“骑射”出现以后，马几乎成了北方民族的代名词。
在研究探讨游牧文化的起源时，许多学者都强调了马在游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将马驯化成功的时间与游牧的形成联系起来，或者说将家马出现的时间看作是游牧文化出现的时间上限。认为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421更有一些学者将骑射的出现作为游牧文化出现的标志，认为“具有真正意义的游牧生活，应从骑马术的发明开始，因为骑马术的发明才使游牧民在广阔草原上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成为可能JJ f431。所以在论述游牧文化起源时，多倾向于以春秋战国时期骑射术的出现作为游牧文化起源的时间。
结语
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游牧活动，是一种不同于农业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在相对固定的“分地”范围内进行的，根据自然条件水草状况随季节变化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迁徙移动。这种“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是与草原地区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畜牧生计直接相关的，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长期以来不断地适应环境、积累经验，逐渐创造发展出的一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技能、技术手段，是一种对特定草原生态环境行之有效的文化适应方式。游牧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对草场的循环利用，而不是放弃原有牧场。
迁徙不定的游牧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游牧民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游牧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精神特质，同时也影响到游牧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政治制度等。
对于游牧生活多样性的认识，强调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都不是仅依赖于单一的或唯一的经济手段来维持生存发展的，人们尽可能以各种手段获得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去利用尽可能多的资源，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当然，多样性与专门化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随着专门化，每个社会群体都有所偏重。不论是我们所称的农业社会还是游牧社会，我们强调的都是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经济方式，强调的是其典型性特征或区别性特征，其它的经济生活方式都是辅助性的，而不是单一的经济生活。
游牧和农耕，是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它们之间不是一个生计系统内的不同分工，也不是一个生计系统内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生计方式，是针对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形成的生计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形成了不同的适应性的文化特征。两者的差异，不是优劣之分，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游牧生计方式是游牧文化形成的基础，对游牧生计方式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基于这一游牧方式所形成的特定的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游牧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理解其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更深入地理解游牧文化；也有助于探讨早期游牧生计方式的起源问题、探索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讨论游牧文化圈与农业文化圈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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