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分析论文
吕思勉先生一生学术尤以史学见长，与陈垣、陈寅洛及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除此之外，他在经学、理学等领域亦建树颇丰。其中，《理学纲要》是其涉足理学的重要成果。该书计巧篇，为吕思勉据民国巧年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所手编之讲义略加修改而成。正如吕思勉在序中所言，他作此书的初衷乃由于繁重的学案之作令读者不得理学要领，故举理学家重要学说，一一掣其大要，以便读者能知理学之大概。然而，或许是由于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太过耀眼，致使学界对其理学恩想鲜有关注。郭齐勇和乐爱国两位教授对吕思免理学思想的有关方面有过一些零星阐述，其中，郭齐勇对吕思勉理气为一观点、乐爱国对吕思勉朱子学与科学关系有所认识。但是，他们的梳理与论述仍欠细致，更未能对吕思勉的朱子学思想形成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本文尝试以《理学纲要》为中心，进一步梳理吕思勉关于朱子知行观、理气观、科学观及朱子与北宋五子思想承继关系、朱陆之异等方面的思想，力求全面展示吕氏的朱子学思想，并揭示其时代价值。
一对朱子思想的阐释
吕思勉对朱子学(晦庵之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理气论、鬼神论、心性论及知行关系展开。他的这些观点，择要回答了民国时期朱子思想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不仅在其时，即使在当今亦具有相当的理论参考价值。他的《理学纲要》虽从北宋五子至浙学、陆王心学等无所不窥，但吕思勉尤其重视对朱子之学的阐发亦是显而易见，这与他视朱子为宋学集大成者不无关系。
依吕思勉的看法，哲学的根本，是关于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思想，有何宇宙观，必有与之相应的人生观。故而，朱子的理气思想作为宇宙观一部分，是其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民国时期，朱子的理气关系思想广为讨论，谢无量等持朱子为“理气为决然二物”的理气二元观，冯友兰等有所谓“至于理与普通的气为有之先后，则须自两方面言之:盖依事实言，则有理即有气，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若就逻辑言，则‘须说先有是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的逻辑在先论。针对当时学界这些观点，吕思勉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理气为一观点。吕思勉直言:‘故理气为二之说，实不如理气为一之说之的。他的理据为:‘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乃人类思想如此，非事实也”。就实际言，然与所以然，原系一事。”由之，理气二元非一客观事实，寻其原因，则各“所以然”之“理”实为人类假立一名，以资推论而己。当然，至于学界疑朱子为理气二元者，吕思勉亦析其产生之缘由。在他看来，朱子思想中固然存在某些语焉不详的成分，这是学界混淆朱子理气关系的重要原因。如他说:“《语类》云:‘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当初元无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会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动极复静’云云。极似以理为实有其物者。此等处，最易招后人之警议。”不过，他又说道:“《语类》又云:‘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己。”，综合以上，吕思勉则最终认为，统观全体，朱子未在气之外将理立为一实有之物。要言之，他认为朱子是理气为一论者。
至于朱子的知行观，吕思勉认为，朱子于致知、力行关系，是兼而论之，初未尝偏废。他举例说:“又曰:‘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这上，便紧紧着力主定。一面格物。’是朱子实谓力行致知，当同时并进也。……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则知必有待于行，几与阳明之言，如出一口矣。”另外，吕思勉还特别提到朱子的格物致知离不开小学之功夫:“朱子所谓格物致知，乃大学之功，其下尚有小学一段工夫。论朱子之说者，亦不可不知。朱子答吴晦叔曰:‘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浅深，行之大小而言，则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将何以驯致乎其大者哉?……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若曰:必侯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一日不能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侯其至而后行之哉?’读此书，而朱子于知行二者，无所轻重先后，可以晓然矣。”综合以上，就一事而言，知先行后无疑。然并非初不涵养践履，若认为必侯知至而后可行，则误了人伦大义，也就失了朱子于致知力行无所偏废之理。不过，吕思勉也认为朱子思想中的确不乏偏重于知之说。他说“如曰:‘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皆以为知即能行。”只是此所谓“知”，非全离于行，必须且力行，且体验，方能有所得。概而言之，在知行关系方面，吕思勉倾向于会通朱、王，而主张“盖讲学者，大抵系对一时人说话。阳明之时，理学既己大行。不患此理之不明，惟患知之而不能有之于己，故阳明救以知行合一之说。若朱子之时，则理学尚未大行，知而不行之弊未著，惟以人之不知为患，故朱子稍侧重于此。”故而他认为朱、王思想的差异是不同时代使然，二者“未必不易地皆然也”。
至于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则素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长期以来莫衷一是，而吕思勉在其他学纲要》中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吕思勉指出:“理学家之所谓理，非普通人之所谓理也。普通人之所谓理，乃就彼所知之事，糟绎得之，约略言之而己。至理学家之所谓理，则必贯通万事而无碍，乃足以当之。……职是故，理学家之于物理，亦多有格致之功;以此虽非急务，固亦在其学问之范围内也。朱子之好学深思，实非寻常理学家所及。故于物理，探索尤勤，发明亦多。衡以科学，固多不足信。然自是当时哲学家一种见解，而于其学问宗旨，亦多有关系，固不可以不知也。”由之，一方面，吕思勉认为朱子于物理的许多发明考之于科学，固多不足信;另一方面，他认为由于理学家之所谓理，必贯通万事而无碍，故而理学家之于物理颇有格致之功;换言之，尽管格物致知的终极目的是所谓的“要在明善”，但朱子的格物致知学亦不排除事物所以然的本质与规律。此外，朱子为学之深思、探索物理之勤谨，亦与科学所要求的精神有相互发明之处。再者，当学者考察朱子思想与科学的关系时，常提及朱子的宇宙论，因为其中涉及诸多朱子对宇宙生成、演化及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解读，而朱子依观察得来的某些认识与当今的科学发现几近一致。吕思勉在列举朱子对多种有关宇宙生成、毁坏的自然现象所作的解释后，指出:“可见其深信物理规则，又谓‘虽坏而不断绝’，‘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其说，虽置之论识论中，亦无病矣。”因之，吕思勉认为朱子的宇宙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另外，在论及朱子的鬼神观时，吕思勉一方面认为朱子几于即以生人之精神为鬼神，而将世俗所谓有鬼之见摧毁殆尽;另一方面又认为“故虽有哲学思想者，于神怪之说，亦多认其有”，朱子亦不能免之。然朱子对传统神怪说能“以物理释之”，“其说虽未得当，然其务以平易可据之理，解释奇怪不可思议之事”，从而朱子的鬼神观中亦体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正因此故，吕思勉的结论是:“然宋学所以仅能为哲学，而不能兼神教之用者亦以此。”
不过，虽然吕思勉对朱子之学多有阐扬，但在某些地方亦颇有微词。如前文提到朱子之学与科学的关系时，吕思勉便称朱子于物理的研究成果，若考之以科学，固多不足信。粗略言之，吕思勉认为朱子之学不尽善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朱子说气之聚散有无，因信伊川太过，致使与质力不灭之理相背。他说:‘然朱子之说虽妙，而谓气聚则有，散则无;又谓气之己散者化而无有，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无穷;则殊与质力不灭之理相背;而与其大钧播物，一去便体之说同病。”因此之故“朱子既有此蔽，故于有无聚散，分别不甚清楚。”其次，朱子论鬼神亦有误会处。他说:“朱子之意，盖以尚有形迹者者为散，毫无形迹，即寻常人所谓空者为无。然此说殊误也。”除去这些，吕思勉还指出:“朱子论人，则以为魄属鬼，气属神。其说曰‘人之语言动作是气，属神。精血是魄，属鬼。发用处皆属阳，是神。气定处皆属阴，是魄。知识处是神，记事处是魄。人初生时，气多魄少。后来魄渐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聋目昏，精力不强，记事不足。’……皆旧说推度而己矣。”以上矛头，盖集中指向的.是朱子鬼神观、格致学中的臆测成分。可以看出，吕思勉在阐扬朱子恩想时，其实己力求客观公正，以使读者了解朱子学问的真切概貌。
二朱子对北宋五子思想的承继
朱子在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中对北宋五子之学屡有评述，而其学问宗旨固与五子有千丝万缕之联系。吕思勉《理学纲要》在分章阐述宋明理学重要代表人物时，亦有论及朱子与五子的思想承继关系散见于文中多处。据此，盖有助窥见朱子生平学术传统之所自。故而，本文也简单整理一下吕思勉的此类观点。周口溪(周敦颐)号称宋学之开山，朱子服膺较深。据吕思勉认为，朱子的格物穷理思想源于镰溪的《书》。他说:“《通书》曰:‘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是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是也。程朱格物穷理之说，盖本诸此。”此外，朱子的天理人欲之辨源于镰溪的中、静等思想，其学实与周子一脉相承。吕思勉认为:“朱子所谓善者，不外本性全不受形气之累。本性全不受形气之累而发出，则所谓天理。而不然者则所谓人欲也。所谓天理者，乃凡事适得其当之谓，此即周子是所谓中。……故朱子之学，实与周子一脉相承者也。”当然，镰溪之学所涉及的问题甚为广泛，并具有开时代风气的鲜明特征，他对朱子学问的影响自是不限于吕思勉以上所言。事实上，朱子的宇宙论、价值论、功夫论等内容都深刻地汲取了镰溪的思想资源，并有所发展。
虽然吕思勉指出康节(邵雍)之学问宗旨偏于言数，理学家不认为正宗。不过，他也认为朱子与康节有不少相通之处。首先是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他说:‘世界之真原因惟一，而人之所知，则限于二。此非世界之本体有二，而人之认识，自如此也。此理邵子亦言九……‘言天而不言地’云云，谓世之所谓二者，其实则一，特自人观之，则见为二耳‘有一则有二，有二则有四’，自此推之，则世界现象，极之亿兆京该，其实一也。朱子所谓一本万殊，万殊一本，即此理。”其次是朱子的循理之说。吕思勉指出:一言蔽之，曰:观察物理而己。其《物外篇》中，推论物理之言颇多。……故程朱循理之说，亦与邵子之学相通也。”此外，朱子格物致知学与康节用数以推测万物之数的道理是一致的。吕思勉说:“若如程朱之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万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则一物之格未周，即致知之功有歉。邵子所用之法，故不容轻议也。”诚然，朱子与康节都信物理，并都有不少颇合科学的正确见识，这一点的确显示了朱子与康节学问性格的些许相似性。实际上，朱子也曾称赞“康节能尽事物之变”，只是“却于大体有未莹处”。故而，吕思勉的看法应是有所见地的。
吕思勉对于横渠(张载)不乏溢美之词，并称张子之于理学，有开山之功。因此，朱子对横渠多有论述。首先，朱子的鬼神观有资于张录“张子以鬼神为二气之良能，程子以鬼神为造化之迹，朱子则兼取其说。”重要的是，朱子的心性论与张子有莫大渊源。吕思勉认为横渠分性为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又以天理人欲对举，这些是理学重要公案。朱子继承这些思想及其心统性情说，既讲心杂理气，兼包善与不善，又讲心之未发、己发等。吕思勉指出:“人之一生，兼备理气二者，其兼备者实为心。故朱子深有取于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以为颠扑不破。又详言之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心兼动静言，则动静皆宜致养。故朱子曰:‘动静皆主宰，非静时无所用，至动时方有主宰。’又谓‘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也。”即是说，朱子对横渠“心统性情”说的吸收也对他的存养功夫论等内容产生深刻影响。
至于程颐两兄弟，吕思勉认为，二者学问宗旨虽无有不同，然二程之性质，实有不同，他说:“朱子喜切实，故宗伊川。象山天资高，故近明道也。”从而，吕思勉认为二程学问性格之差异实际己为日后心学与理学之分歧埋下伏笔。具体至朱子与二程的思想渊源，首应溯及他们的理气论。前文提到吕思勉主张朱子是理气合一论者，事实上，他又认为二程以后之主理气是一者，其说多为二程“所己见及”。他指出:“又案二程之论，虽谓理气是二，然后来主理气是一者，其说亦多为二程所己见及。如‘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一语，即主理气是一者所常引用也。……此二说，后之持一元论者，亦常引用之。要之二程论理气道器，用思未尝不深，而所见不如后人之莹澈。此自创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也。”由之，则二程作为理学创始者，许多问题虽未莹澈，但己发其端绪，朱子的理气为一论实可在二程处找到思想源头。其次，吕思勉认为二程所谓之理乃全离乎气者，所谓之性乃全离乎生者。而朱子甚善二程性即理之言。他认为:“朱子论性之说如此。盖其所谓善者，标准极高，非全离乎形气，不足以当之，故其说如此。”同时还指出:“朱子论性，亦宗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之说。”只是在心与性的关系上，因“二程谓心性是一，故于心，亦恒不认其有不善”。而朱子却主张心杂理气，兼包善与不善，故转而更倾向横渠心统性情之说。此外，朱子的致养之方，也有取于伊川(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由上可知，吕思勉认识到二程之性质有所差异，并认为朱子与伊川喜切实的学术风格更为接近，这影响到日后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同时认识到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等思想与二程有莫大关系。
三结语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涉及朱子思想的若干重要问题，择要回答了当时朱子思想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分歧，以上仅是大致梳理了这一成果。他的理学研究包括朱子学研究在内皆能力求尽可能客观公允，以使读者了解朱子学问的真切概貌。他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在民国时期朱子学领域既有代表性和共鸣，又能标明己意。比如，在民国尊崇“德先生，“赛先生”背景下，许多学人包括胡适、熊十力、周予同及吴其昌等在内都注意到朱子思想中的科学精神，吕思勉亦细致研究了朱子思想与科学的关系。又比如，他的理气为一论与其他学者的理气二元论及逻辑在先论并立于民国时期，促进了朱子理气关系研究的深入展开。又如，他认为二程由于学问性格差异，其中己有日后朱陆的分歧，即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等，都富有卓识。关于二程之差异及心学与理学的对立，冯友兰先生于1932年发表的《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有类似观点:“吾人若注意此点，即可见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此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己显著。冯先生这一观点，亦见于其《朱熹哲学》及《中国哲学史》，并产生一定影响。抑或冯、吕两家于此处有相互影响之处，己不得而知，同时冯友兰认为朱陆差异之根本不在为学或修养方法不同，这与吕思勉的观点正有迥然之不同。再如，至于朱子的知行观。周予同先生于1929年的侏熹》中虽也认为朱子有知行不可偏废之关系，但他又说:“关于后者，朱熹与一般哲人之意见无甚殊异，仍以力行为重。至知与行之先后的关系，则主先知后行说。可见，吕思勉与周予同所见既有相同，又有差异。而吕思勉对朱子心性论的认识，认为兼取横渠与二程，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亦认为:“此可见朱子言性，本于张程矣。如此这般，自是不一而足，实可映出吕思勉朱子学研究之成就。此外，他在浙学及阳明之学的阐述中，也曾附带提及朱子，其观点都较为中肯。其中，他在论及阳明学与程朱之异时，似有以“心”来统一朱、王两家学问途辙的趋向。他指出:“求合理之初步，自只说得到如此。逮其行之既久，然后知事物当然之理，虽若在于外物，实则具于吾心。理有不明，实由心之受蔽。欲求明理，亦当由心上用功。正不必将进学涵养，分为两事也。此非程朱之说，行之者众，体验益深，不能见到。故使阳明而生程朱之时，未必不持朱子之说，使程朱而生阳明之世，亦未必不持阳明之说。”要言之，朱王差异乃是时会为之，两家都于心上明理，自是不异。而这与民国时期钱穆先生从朱子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的方式颇有些相似，1948年钱穆先生在《朱子心学略》中说道:“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学者遂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特大较言之尔。朱子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有可以矫陆王之偏失者。不通朱子之心学，则无以明朱学之大全，亦无以见朱陆异同之真际。抑或钱穆有受吕思勉影响之故，抑或仅是钱穆先生自己所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钱穆于常州府中学堂时期曾有过一段受教于吕思勉的经历，这或许使二位具备相互切磋的机缘。综合以上，则民国时期吕思勉对朱子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价值，他的诸多慧识即便在当今朱子学研究领域亦不无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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