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
目 录：第一节 以孟德斯鸠自励
第二节“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
第三节思想的最为内在的统一性却依赖于最为外在的假设
第四节“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
吴经熊生于1899年3月28日，卒于1986年2月6日，享年八十有七。早年治律，得享声名；中年皈依耶教，沉浸灵修；晚年授书，奔走于东西文化。其业其学其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一宗饶堪回味的学术个案，透显了法律、法学的一般品格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呈现。本文截取吴氏尽弃法学转皈灵修一节，述其梗概，铺陈背景，而以法律和法学的品格为线索，着力分析导致吴氏遁入耶门的原因，并由此伸展开来，探索所谓“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的意味。
第一节 以孟德斯鸠自励
整个二十世纪，代表中国文化人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堪称第一人，尽管未必时时处处均为最佳人选。而就法学来看，海峡两岸，偌大中华，亿万生灵，真在国际上混出点声名的，撒手西归后仍然有些回响的，实际上，唯吴经熊先生一人而已。
“少年得志”这句话，最适合描述胡、吴二公。单就吴经熊先生来看，结束放洋，“学成归国”之际，不过二十出头，而旋任东吴教授。也是1924年，同样“少年得意”，真正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有钱端升先生。钱先生1900年生人，小吴氏一岁，是年自哈佛回国任教清华。只不过执棒杏坛，法学院当差，在吴氏人生只算是一段小小插曲，三度春秋而已；而在钱先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① 前后逾二十八载，直至挂帅右派，不获登坛。二十世纪初叶，老大中国辗转折腾，百废待兴，求贤若渴，也是崇洋风气最炽之时。这一批青年才俊沐浴欧风美雨，风华正茂，摩拳擦掌，指点江山，恰逢其时，可谓谈笑封侯。奈何，未几城头换帜，花果飘零，风流星散，雨打风吹去。钱先生几乎销声匿迹，幸老来转福，“平反昭雪”，寿终正寝。吴先生于现实和心灵的煎熬里早以皈依上主作结，更乘桴浮于海，最后落叶归于宝岛。1986年，先钱公三年，宁波吴氏德生公驾鹤登天。两位法学先辈虽迭遭磨难，而均大难不死，得享高寿，见证了老大中国波澜壮阔、贞下起元的二十世纪，实为同一时代诸多较为幸运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青年吴经熊，可谓才高八斗，雄心万丈。生于世纪之交，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怀家国忧愤，读书人各思报效。早在负笈密执安大学之时，吴经熊像一般青年那样，出于崇仰，驰书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订忘年交。此后更飞鸿驰往，酬唱交加，不亦乐乎。1924年4月5日，归国前夕，在一封致霍姆斯大法官的信中，吴经熊满怀深情地预言：“本世纪将目睹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再生，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的诞生，我将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②
实际上，早在两年前的一封信中，吴氏即已憧憬：
中国不但将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它将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而且在实现这一蓝图的过程中，我应当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③
自期高远，报效愿宏，实为明道救世、士志于道的一切旧知识分子新士大夫们的通性，而况身处那样一个家国多难之秋。果然，返国后登堂开讲，文论陆续刊行，一时间即在学界形成影响。那一手温婉飘逸性灵灵的散文，非江南灵秀山水不能孕育，真是打遍“天下”。返国仅仅四年，英文论集《法学丛稿》（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由商务印书馆1928年刊行。中文论集《法律哲学研究》1933年由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法学界佳评甚众，很有些“引用率”呢！而由于其不少作品曾以英文首先在美国面世，因而读者中注意到“约翰。吴博士”这个“中国人”的，并包括了象施塔姆勒、庞德和卡多佐这样的大师级人物。④ 当其时，治法学的中国学者获闻于西方主流学界的，可能，唯王宠惠和吴经熊而已。
第二节 “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
但是，吴经熊的法学生涯极为短暂，没有也未能在自己的祖国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正像王宠惠宦海浮游终生，于法学终无建树。“中西联姻的婴儿”的分娩遭遇持续阵痛自不待言，当吴氏在不惑之年结束放浪生涯，皈依基督后，几乎尽抛平生所学，与法学彻底分手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