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与自负？-关于修宪说法的说法
当下在公共生活领域流行频度很高的一个话语就是“修宪”，扑面而来的夏天似乎更加刺激了人们对修宪的热情。仅仅这两天见之于媒体报道的修宪讨论会就有多起，各种修宪意见也纷至沓来。一些著名学者关于修宪的建议也洋溢着畅想的快乐，从机构设置到制度安排，从实体权利到程序启动，可谓洋洋洒洒。此时此刻，说几句风凉话，泼几飘冷水，不知会不会扫了大家的兴致？宪法是什么？宪法无非是人类解决问题，对付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之一。当西方人在十一或十二世纪争论是上帝之法优于人间之法，还是人间之法优于上帝之法的时候，中华帝国却适逢半部论语治天下“盛世景观”。构成西方法治之源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至今只能活在日耳曼文明或东正教文明的躯体上，而中华文明却几千年绵延不绝。中国人不会说：无宪法，勿宁死。从1908年以降的百年中国，差不多平均每十年产生一部宪法。但从清朝末年到建国初期，经常出现的景观是：一边是刀光剑影，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边是著酒论宪，议院清谈。
生活是变动不居，宪法是相对静止的。所谓生活之树长青，理论是灰色的似乎也有点这样的意思。社会现实永远走在宪法规范的前面，企图制定一部完美的宪法，然后使之具有“芝麻开门”的魔力，任何问题出现只要翻翻宪法条文即可迎刃而解，那也是一种太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
那些最主张让“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大家”们，却最起劲地鼓吹进行“一揽子的修宪”，从财产权到迁徙权，从总统制到两院制，从政党制到竞选制，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三个代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问题是人类本身就真能穷尽公共权力运行领域的所有规律吗？那些立法的智者们真能精确地用语言表达出调整复杂政治关系的规范吗？难道那些生活常识、社会惯例就注定要比成文规范低格一等吗？
宪法适应社会现实的机制有多种，我们大可不必太过依赖“宪法修改”这种颇为“刚性”的变迁机制。其实宪法解释、宪法惯例等柔性改良机制却可更见潜移默化之效。
中国宪法权威之不高，作用之有限，固然有实体内容与现实不协调的原因，更关键的在于宪法运行实施的程序安排的极不合理。因此，关于修宪的考虑与其放在梳理不清的实体制度上，不如对宪政程序问题投以更多的关注。
聪明与自负？---关于修宪说法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