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和法律大革命
一 宪政，一个话题宪政，是对一种良性生活体的建构。它是对真实世界的渐进改革，是对真实世界存在的问题，用通行宪法规则的尺度，重新进行比量和修正。因此，关于宪政的可靠话语，从来就是围绕真实世界“实在”命题而展开；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话语方式，才能在每个具体的社会，和平地找出良性生活的可行方案。
为避免宪政话语进入话语世界的“虚构状态”，使用具象化的宪政话语方式，人们的宪政意志容易找到客体目标。这种具象化的宪政思路，是对现实和现实改造方案的认识强化。这是基于对我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务虚思维方式的改造设想：乌托邦式的迷恋思维，可能影响到我们宪政的思考。过往的人民，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动力”，常常迷醉于乌托邦式蓝图；这种蓝图，吸引了封闭环境下数代人民去追寻。但是，这种蓝图思维，往往并未充分考虑社会资源背景，忽视精神、物质的储备和生产供给能力，导致人民在话语世界不断从幻灭，走向幻灭。在这个过程中，话语世界的强者却始终处于“良好话语状态”；甚至在远不如今的过去，已自语为“超越成为了人类最美好、最完美状态”，陷入进步停滞的集体无意识境界。因此，以乌托邦的迷恋式思维，来理解宪政未来，仍然可能走向新一轮的失落。
而这样的结果，对于处于国际性竞争态势下的国家和人民，是“双双落败”；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版图的整合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国家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版图，在历史的角度上，本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国家处于力量严重不均衡状态，就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裂变。宪政法治是均衡利益的操作，是不得不进行的平衡化调整，是非宪政地区分裂教训的总结，是控制型社会向自主市场化社会转换中，避免社会巨大化分裂的可选择的社会整合措施。因此，宪政的话语必要性，是真实世界提出的问题。“虚构的话语方式”，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用宪政话语进行整合的实在需求，解决不了国家和人民的现实互动合理化问题，形不成“良性生活体”，克服不了力量不均衡社会的分裂危险。故，秉着对中华文明存续的期待、统一国家的生活愿望、自由安全生存的需要，建立宪政紧迫性的话语体认是必要的。积极不断的宪政改造，将为社会频繁的渐进改良，提供出机会。
二、具象化宪政与法律大革命
在现实社会中，危害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不良社会行为、不良公权行为两个方面。对不良社会行为，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制度，规定了惩罚。因此社会行为的合法化监督，已经具有一定的制度基础。但是，泛滥的公权，缺乏监督的有效制度，不良公权行为的惩罚代价体系建构极为原始，尚未进入市场交易社会的“规则之治”的状态。这样的状况，由于行为代价原理作用，缺乏代价制约的公权，恣意性不断趋强，从而威胁执政的社会认同，威胁到执政的有效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初建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法治的大转换时代，掌握了社会主要资源支配权的公权机构，没有必要的约束，放任的结果极大地威胁到社会交易人的安全和利益，从而形成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因素。如果我们从虚构的话语方式中解脱出来，我们会发现在社会生活中，国资的安全系数和社会资本的安全系数，在转型期的自由化公权作用下，巨大化的下降了；我们也可以发现，公权机构的敛财规模，随之巨大化了。行政收费，达到疯狂的程度。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对机动车征收年度“新建道路过境费”，一个城市政府一年就活活地从社会中掠取数以亿计收入。更不用说部门权力在收费方面的花样百出。这样的局面，通常具有违反宪法精神的法律作支撑。利益分流，仅仅是让损害国家统治威信的局部机构及其成员，获取了局部利益。这种情况，人民在产生普遍性反感之时，无法在可行的机制里获取救济。钱钱钱，权相连。市场主体，谁又没有一本被不当公权掠夺的“辛酸账”？政府，一个通过血腥革命付出巨大代价艰难建立、曾经志存高远要为民众谋利的政府，难道就如此堕落下去？难道我们的政治理念，落后到认不清公民财产权利完整性的地步？难道搞不清征用、象征性补偿、仅仅由物价部门审定未与人民丝毫协商的收费，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要求，又与传统美德有千里之遥？拜金主义的行政方式，导致人民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社会信任感的丛林社会状态。这样的不良公权力行使方式，巨大地增加了社会危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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