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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下大力气解决好“三农问题”
发展现代农业是保障农产品需求持续较快增长的需要；是资源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坚持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下大力气解决好“三农问题”，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基本含义
“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其独立地描述是指在广大乡村区域，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地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在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不断现代化，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不断殷实，而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中国所特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发达国家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在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逐渐被媒体和官方引用。实际上“三农”问题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农民数量多，解决起来规模大；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三是中国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新世纪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首先在提法上对其有了全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其次是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在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三农”问题用“三个最需要”进行了总结（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任务和遵循原则，并指出“三农”问题是中国改革的焦点问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37年来的改革，总体来看，中国农村取得很大的发展，但在其发展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存在着一些潜伏性的危机，这些危机是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成败和政权存亡的大问题，如果不对其及早加以重视和解决，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振荡。
存在问题
从农业来说：
1、粮食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好的调动；随着种子革命和化肥革命的深入，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中国的粮食供应由过去长期的短缺转为供过于求，一个千百年来没有解决好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中国粮食生产波动很大，人口呈刚性增长。1994年，有一个叫做莱斯特·布朗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声称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大家不要忘记中国解决温饱问题也只是近三十年的时间，而且是低水平的温饱，距最近一次的粮食危机距并不遥远，建国后发生在1959~1961年的粮食危机给国人带来的伤痛至今还刻骨铭心。所以说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头等大事，马虎不得。
2、农业政策问题
过去农民总结农业的变化有三句话，叫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今天和今后仍然如此。
新世纪之初，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同时，改革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壮大，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在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之际，中国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开始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
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启动，其显著标志是中央明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2004年开始至今，中央连续8个1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逐步启动“多予少取”政策。
“多予少取”政策取向的确立，只是改变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取向，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从“多予”政策看，城乡二元财政体制开始向一元体制转变，但城乡二元财政体制尚未根除，农业财政支出虽实现快速增加，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在财政的支出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从“少取”政策看，农业税被取消了，但通过低价征地、农民工低工资和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等新的渠道向“三农”“取”的问题又日益凸显，这也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从农民来说
1、农民素质问题
农民素质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一般认为包括科技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和卫生健康素质。当前，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差、道德素质有待提高、法制素质普遍较低和农民的卫生素质不容乐观。
2、农民增收问题
一是持续增收缓慢。
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高素质人才短缺，人力资本严重匮乏。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就业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在当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低这一自身特征更加剧了其在寻找工作中的劣势和遭受排挤程度。而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大多数是缺乏一定的技能而又实在无法外出从业的这一部分群体，他们素质较低，技能单一，经营管理能力较低，一方面难以接受新农业科技知识，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适应不了当前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多为从事传统的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以及低层次的服务行业，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新兴第三产业，所以也制约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及农民增收进程。
二是城乡差距扩大。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农民人均收入134元，相对差距为2.56：1，绝对额差距为209元；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增速为8.4%，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增速为11.4%，二者的相对差距为3.13：1，绝对额差距为14933元。与改革之初相比，城乡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农村来说
一是土地问题
1.土地承包问题。土地承包如何合理，承包到户的土地究竟如何处置使用，土地承包如何与人口等因素的变动相适应，等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2.宅基地问题。宅基地不同于耕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产，现 在 似乎不明不白。宅基地究竟属于谁，农民对于宅基地的处置使用权究竟与承包地有什么不同，宅基地的管理分配怎样才合理，面临若干问题。
3.土地权属问题。在农地转为非农地过程中，农民作为土地使用者，他们的角色和权益应该如何体现，制度安排如何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和稳定农村社会，问题才刚刚受到重视。
二是基层政权问题
当前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的问题很多，如执政能力弱化、形式主义泛滥、乡村两级债务沉重、干部作风漂浮、不作为和乱作为并存等等。但这些问题都是表面的问题，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的最严重、最危险的问题是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并不是中国政府特有的，更不是农村基层政府才有的；不管什么样的政府，只要是政府，政府和人民之间就有代理关系，有代理就有怀疑，因为人的绝对信任对象只有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种政府的信任危机只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问题是，我们的农村基层政府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人民政权“失去人民”不仅是对理论的挑战，也是实践的耻辱，更是执政党不得不反思的迫切问题！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我们的整个发展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就会比较主动。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扎实做好脱贫开发工作，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奋力开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崭新局面！
原因分析
“三农”的弱质性
首先是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无论它是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还是现代农业阶段，与第二、三产业相比，它不仅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还要面临很难预料的自然风险。其次是受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农民的收入总是受到一个上限的制约，追加在农业上的投入与产出不一定成正比，即使农民增加再多的投入也无法突破这一上限，而第二、三产业却没有这样的上限，其投入与产出成正比。虽然现代科技使农业获得惊人的发展，但依靠科技进一步提升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空间越来越小。第三是由于中国现已基本实现了小康，一些大中城市甚至越过小康，进入相对富裕阶段，加上大多数农产品属于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居民对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不可能有很大的增加，有的甚至会减少。因此农业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低下。
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政策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解决对策
转变发展观念
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从思想上切实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等综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观念，以工业化的视角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谋划农业的发展。在发展战略上，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做到“三个倾斜”：一是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着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力；二是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着力提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保障水平；三是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理顺基层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完善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着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加快改型进程
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2、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界定城镇功能，注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型、旅游型、加工型、生态型等特色鲜明的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小城镇。
3、以项目为载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路、水、电、医、学”五个重点，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4、坚持建管并重方针，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新机制。通过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一体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壮大集体经济
村级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可采取以下途径：
1、盘活存量资产。培育村级集体经济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领域，首先要考虑的是集体经济的原有资产积累，对其进行改造，以扩大规模。盘活闲置存量资产，对集体原有闲置的办公楼、厂房、祠堂和废弃学校等设施，通过整修或翻建，提高存量资产的利用率，培育稳定、可持续收入来源。盘活“四荒”资源，对村集体统管或农户承包的荒山、荒水、荒地、荒滩等，可由村集体统一牵头，单独或联合农户参股开发，创办农业基地，通过发包经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提高资产经营效益，通过对村集体统一经营或临时发包经营的采石场、沙场、茶果园、经济林、水面等经营性、资源性资产，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推行专业承包，实现收益最大化，提高资产的经营效益。
2、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土地是农村集体资产中最重要的资源，在农村实行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要全面开展村级土地、房屋资产的清查，积极开展宅基地、农用地整理，增加有效用地面积，拓展集体资源的运作空间。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村，村集体可以建造标准厂房、专业市场、仓储设施，开展物业租赁经营等，从而提高集体土地经营效益。
3、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从当前全国所有富裕村来看，它们都具有雄厚的集体经济，即村办集体企业和第三产业。二、三产业的发展壮大是农村首先富裕的重要条件。农村实行集体化以后，参加集体劳动的毕竟是少数，还有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需要解决，为此集体一方面要鼓励、引导一部分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的农民外出打工或经商，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让农民就地务工，走“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道路。
4、加大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集体发展农业产业化、山区开发、绿化造林、生态保护、农业综合开发、小流域治理等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要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结合起来，提高扶持资金使用效益。对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又有明显带动作用的荒山（地）开发、农业基地建设等项目，可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各级财政、工商、税务部门对集体经营收入、收益分配、项目建设的税收，属地方财政可支配部分，可实行免征政策。各级金融机构要把扶持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信贷支农的重点，加大对村集体经济组织项目的信贷投入，并实行优惠利率。
完善惠农政策
随着国家财力不断增强，国家政策开始偏向农村。从2004年开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部分惠农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需要进一步完善。
农业保险政策。
一是禁止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费的一刀切政策。取消农业税费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实行一刀切政策却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已经缴清农业税费的农户来讲，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太老实，过分相信政府，如今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们在宜昌周边县（市）农村调查时发现，已有极少数缴清农业税费的农户向当地政府索要自己过去缴纳的农业税费。对未缴清农业税费的农户来讲，他们认为国家政策会经常调整，所有债务能拖便拖，到期会不了了之。一刀切政策既带来村集体的债权无法回收，也带来农村的诚信危机。为此，我们建议村集体应拥有对欠费农户的追索权，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具备完全偿还能力的欠费农户实行限期缴纳，对具备部分偿还能力的欠费农户实行分期缴纳，对已经无偿还能力的欠费农户可通过多数农户表决免除其债务，村集体债权的回收既可以壮大集体收入，又可以减少不和谐因素。
二是粮油补贴政策。政府出台粮油补贴政策的目的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由于种粮成本不断增加，粮价低迷，政府出台的粮油补贴标准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粮油补贴资金应该是按实际播种面积进行发放，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发生了偏离。我们在宜昌周边县（市）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前许多农村并不是按实际播种面积而是按农户的承包面积发放粮油补贴资金，一些农户的承包地即使种植经济作物甚至抛荒也同样享受粮油补贴资金，致使该项政策的功能完全丧失。为此，我们建议将补贴方式由按实际播种面积向粮食实际产出量转变。
三是生猪补贴政策。猪肉是中国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肉食品来源，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存在较大差异，有些民族禁食猪肉，因此生猪补贴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健全社会保障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是减少农民支出和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目前农民子女的教育和农民医疗问题在农民全年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同时这两个问题也是造成许多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解决农民子女的教育和农民医疗保障问题。
1、教育问题。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受教育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来支撑，而现阶段农民整体素质较之城市居民而言普遍偏低，对其从事非农产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在短期内是可行的，效果也较明显，但从长期来看，提高全体农民的整体素质才是根本之策，特别是农民的后代。
2、医疗问题。当前在许多农村地区，如果一个农民家庭中的成员不幸生一场大病，基本上就会使这个农民家庭陷入贫困。因此国家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尽快建立适合农村情况的合作医疗制度，真正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3、养老问题。当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对城乡居民的养老问题，相信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涨，城乡居民的保障水平也将会不断提高。
加强组织建设
1、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坚持用人标准，体现时代要求，使领导班子在素质上有较大提高，年龄上形成梯次配备，知识和专业结构上有明显改善。
2、切实推进基层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进一步规范村务、财务公开。这方面重点要强调发挥好村干部的“领头雁”作用。要发挥好村干部作用，关键是我们要具备发挥作用的基本本领，包括知识水平、领导能力等方方面面的本领。除了一身正气，清政廉洁以外，更要加强科学知识、政策法规的学习，懂得发展经济的基本知识，尤其是要改变过去传统的抓村级发展方法，针对变化了的情况，去适应、去探索。
3、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自身建设。广泛开展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知识培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层次性、有效性，切实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努力把村班子干部培养成政治坚定，具有市场观念、科技头脑、创新意识，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民意、勤恳服务的新型领导者。
4、加强作风建设，力戒无视群众利益甚至是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急功近利、搞花架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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