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困难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一、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叁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legitimacy，又译合法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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