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组织职能有效行使是否需要干预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也改变了农村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格局，如何让村级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发挥作用，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近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专门就此问题举办了一次研讨活动，就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需不需要外部干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91岁高龄的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名誉主任张培刚教授自始至终参加了研讨，并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彭代彦首先介绍了他在湖北省若干县市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村级自治已经实施了近20年，但效益非常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规定的村级组织的职能没有得到实现，绝大部分村级组织上的职能仅仅集中在收费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这两方面。对于其他法律所规定的职能，如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村组范围的道路、水利设施建设的情况都不理想。据估算，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干部的工资及日常的办公费用、招待费用一年至少在5万元左右。现在学者们提出的解决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完善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关系，如提出“一一肩挑”；另一个是提高我们民主化的程度，真正做到民主。但彭代彦认为这两种方式帮助组织运行效率的提高作用不是很大，目前村级组织所做的大多数事都超过了自治的范围，是政府的职能，如征收农业税、计划生育、发展经济、社会治安。因此，由政府来履行这些职能效率可能更高，在现在的情况下让村组织有效了挥职能，做到公平有效，就需要进行外部干预。他认为，如果将村支书纳入乡镇干部系列，在乡镇干部中设村长职务，将更便于按照公务员规范对其进行考核和管理。与村级机构的改革和取消集体收入相适应，应由乡镇统筹村公共事业。 对于彭代彦提出的村级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与会者没有什么异议，但大家对其提出的对策提出了一些质疑。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员党国英认为，村级选举开始不是中央强制的，而是村民自己搞起来的。农村的社会精英，包括有些农民对民主选举有着强烈的诉求，而且在一直推动民主的发展。党国英认为传统的社会不需要民主来认同权力，现在的农村社会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对民主的需求必须认真加以考虑。 以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先生则认为，村组织自治的方向是正确的，让村级组织更好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尽快清理国家各部门对农业的无效收费，使村级组织建立起良好的财政基础。他认为，农业税取消，就逼着以农业税为基础的乡财政进行体制转换。他认为这将引发未来乡镇治理结构的变化和农业内部组织的变化。李昌平指出，现在不是缺理论的突破，而是缺政策的整合，亟需要把制订政策的各个部门整合到一起。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樊平研究员指出，村民自治搞得好不好受外在条件影响很大，凡是城市周围的村庄村民自治就高得好，因为大量的外部资源对这个村有强烈的渗透，这个地方村民结构比较稳定。他认为，村庄对村民有没有吸引力和向心力关系着村民自治的成败。因此，重要的不是村民自治本身，而是在现代化中我们的城乡结构能否保持一个完整性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小城镇研究中心白南生研究员认为，很难证明由乡镇外派的干部一定比村自发选举产生的干部更加公正和有效率。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汪小勤教授表示不同意将村干部公务员化，她认为，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基层组织非财政化和社区化是大势所趋，因此村干部公务员化很难行得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教授则认为，对于农村组织的职能要进行分解研究。同时对组织的职能应分级分阶段界定清楚，不然的话，上层关系没有理顺，看到的却是下层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于建嵘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及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些师生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张培刚教授就，我这个人喜欢研究事情的由来和它的发展的前景。研究中国的问题不懂农村就摸不到门，村级组织题目虽然很小，但是很复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总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一是村级组织解放前三千年来的历史，了解村级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行的，有哪些职能？二是1949年解放后头三四年村组织职能有哪些变化？三是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如何同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张培[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