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中国窃取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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