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到自由：百年中国政治致思主题的转变
内容提要:中国的社会一文化转型发生于二十世纪初，至今仍未竟其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致思主题从“大同”趋向“自由”。这种政治致思主题的变化关涉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格局与方向。本文从思想史一社会史角度对大同模式和自由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从大同到自由是政治致思摸式和政治行动方案的双重转换，从而带动整体性的社会转型运动。这个百年――从1901年到2000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迁的百年。这种变迁，就中国历史的时间延续上讲，被称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被名为“社会――文化转型”。因此，这种变迁，既有一种时间绵延上的中断感，也有一种空间秩序的重组感。简言之，在这个世纪中，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方式，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单就深刻影响这个世纪的中国人社会生活状态的政治问题来讲，百年中国的政治致思主题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中国政治致思的大同主题已经转换为现代政治的自由思索。而且，由于这种转换，涉及到中国“现代”变局或转型的新格局与新方向，因此，它成为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思想史――社会史问题。从前者讲，它是一个主题学的问题。就后者言，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两者结合，构成考察如题问题的有效角度。
两种模式
在题旨的范围内，“大同”与“自由”是作为两种思想――行动模式来对待的，这两种思想模式，其一，就各自存在的背景条件而言是不同的。前者被规定为中国传统社会诸条件的产物。后者被规定为西方现代社会诸条件的产物。其二，就它们发生发展的诸思想要素结构方式来讲，也是不同的。前者作为通约中国传统诸思想流派的一种精神建构，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类型归属的判断标准。后者作为西方现代诸思想流派的一种轴心理念，成为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理念的基本标志。其三，就二者发生的社会历史影响讨论，同样具有根本差异。前者在前现代社会的持续作用，曾经带给中国社会令人艳羡的历史成就。后者则在“现代”进程中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其四，就两者在“现代”条件下相遇后的运思与影响社会的态势来看，也具有类型上的区别。前者处于一种思想自辩与社会价值再证的状况。后者则处于一种颠覆前者讲在前者曾经发挥作用的社会土壤中主导社会进程的作用。
可以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较为具体地加以讨论。首先，从二者存在的社会诸条件L来看。大同之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轴心，乃是中国古典社会诸条件综合塑造的结果。此处所谓的“诸条件”，其基本要素包括：小农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伸张绝对平等的均平分配观念。从古典集权到古典专制的基本政治结构，诗性幻想决定的政治致思方式。以道德理想主义主导的社会思维，以“减已成人”为目的塑就的人际关系模式。以塑造德性化的人格为目的的古典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体制，以科举考试为诠述方式的人才选拔方式。重视传统价值轻视创新必要的社会心理机制，向往“天下为公”、“傅施济众”的社会境界的大众政治期待。
而自由之作为现代西方的政治轴心理念，则是“现代”社会诸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大致是指：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诉诸公正的社会分配机制。以自由为基调的民主政治或宪政制度安排，贴近现实进行建设性思考的政治致思方式。以科学主义、现实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思维，以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划界为标志的生活格局。以“现代公民”为人格塑造范型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体制，以文官制度引导的政治资源分享方式，以创新作为号召和行为取向的社会心理机制，以及致力建立健全社会而非理想社会的大众政治期待。由上可见，大同与自由之作为两种政治致思方式和两种政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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