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先知
――从《超限战》、《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看中国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天然亲缘及现实困境两种先知
萧功秦在“5?8”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分化表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广泛共识时期已经结束。自由主义者与我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从现实主义的对民族进步的期待出发，从对‘受虐型的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将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担扰出发，主张稳健的开放，主张那怕暂时‘忍辱负重’也要融入国际秩序（更何况有的情况并非是忍辱也并非负重）。而过去的自由派中分化出相当一部分人，则在一种民族集体潜意识被激活以后，将走向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并将由此而走向封闭的国家主义，他们将成为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者；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从新左派的理想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经由对民族主义的认同，同样将变为国家主义者。这两种人将进一步合流。”萧功秦同时预言，“如果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如果国内的糟糕问题将与国际的糟糕问题彼此互动，二十世纪的历史又将重演并不是不可能。”
就两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趋势观察，萧功秦预言的“如果”正在逼近，以至于“说不俱乐部”掌门人之一的王小东在一篇小传中得意地声称：“我所认同的这股思想终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正占据话语优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达空间则日渐局促。
“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这大致体现为两类：一类主要着眼“硬件”，即主要基于所谓“国家利益”而鼓吹恐怖主义；另一类则不仅着眼硬件，更着眼“软件”，即从人文角度、从终极关怀角度呼唤恐怖主义。前者的主要成果是《超限战》，后者的主要成果是《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两本著作从不同路径，直接刺激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增涨。911“叫好”则是这种增涨的极致。
以国为本、以人为器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提出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中弱国对抗强国的战术。作者之一的乔良说，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军队和美军兵戎相见，我们的军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术，帮助我军取得力量均势。”这种新战术就叫“超限战”。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既可以是军事的，如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电脑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说，打仗讲规矩，但那些规矩都是西方定的，弱国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赢的机会。但如果不按常规作战，弱国就可能赢。911期间为恐怖主义的辩词，诸如弱者没有遵守规则的义务、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等等，实际上都出自《超限战》。
《超限战》集中体现了“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以国为本、以人为器的思想特征。对此，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有过如下一段评说－－
“圣战式的超限战理论中所包含的价值体系与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完全颠倒的。在超限战的价值体系中，生命的价值无足轻重；在文明价值体系中，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不仅如此，超限战正是利用了文明如此敬重生命的特性，来作出那些残害生命的事情。恐怖份子超限战的另外一种直截了当的表述就是，无所顾忌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践踏他人的生命，想文明的人不敢想，做文明的人不敢为、不齿为的事情。超限战表面上是最先进的战争理论，其实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战争理论，充其量不过是墨索里尼的总体战的新翻版。”1
刘军宁用辞或许过激，但确实说中了要害，超限战鼓吹者确实欠缺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在网上鼓吹“超限战”最力的强国论坛网友“数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曾经有网友指出，“数学”对生命价值的漠视令人悲哀。“数学先生很推崇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法，用己方战斗人员的生命换取敌方战斗人员的生命，正说明数学先生虽然生活在现代，但是其思想意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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