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论文
我在这篇文章中有意在宗教和经济的两个不同的维度上使用「选民」和「弃民」的概念。在基督教中，特别是在加尔文宗中，「选民」和「弃民」具有专门的神学涵义，粗略地说，是指一部份人蒙受上帝的特别的恩典，另一部份人则不然。在经济的领域中，一部份人蒙受市场经济特别的恩惠，另一部份人则不然。马克斯．韦伯论证新教伦理有助於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我乐於承认这一分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许多方面仍然有效用。然而，我更加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选民」如何承担起对「弃民」的伦理上的责任，毕竟只有一小部份人富裕不是真正「荣耀上帝」。
全球化加速了中心化和边缘化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好比一股旋转着的向上冲的气流。处於这股气流中心的仍然是少数几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於这股气流的外层，随着旋转向外的离心力，时刻面临着愈来愈被抛到更远的边缘和更深地沈沦下去的可能性。处於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少数几个国家，处於特别有利的地位，它们凭藉资本、技术、人才的优势，左右着世界的经济秩序，正在变得愈来愈富裕和强大。大多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处於世界经济运转圈的周边，在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愈来愈贫困。
如果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西方列强为扩大其势力范围和赢得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主动地把第鸂瓞世界的国家拉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去的话，那麽在後殖民主义和後资本主义的时代，少数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是根据其资源、市场、资本输出所能带来的利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选择地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在这种态势下，所谓全球化实际上等於中心化加边缘化。全球的经济运行形成一个中心区和边缘区。在这中心区中形成一个北美、西欧和东亚间的叁角关系。北美的一角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西欧的一角以欧盟为主；东亚的一角以日本为主，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和中国奋力挤进去，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则踏进半只脚，在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後有被抛出去的危险。
而且，这种中心化和边缘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当今的世界上，80的国际资本流通发生在这个叁角形的中心区域中。在20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102个最穷的国家的外贸出口加起来共占全世界外贸出口的7.9，进口占9。十年以後，这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4和4.9。而这个叁角中心区的外贸出口则从八十年代的54.8上升到九十年代的64，进口则从59.5上升到63.8。199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共计23万亿美元，其中只有5万亿美元是由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而在那里居住着约80的全球人口。在全球33的居民中，即在十叁亿人口中，劳动者的收入少於每天一美元。而全球358个最大的亿万富翁的资产总额达7600亿美元，相当於全球最穷的二十五亿人的年收入的总合。
总之，全球化使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快车道和慢车道。处於这个叁角中心区的国家进入快车道，而边缘国家则进入慢车道。与此同时，富国与穷国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
这种中心化和边缘化的趋势，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也可以发生在一国内部。拿中国来说，某些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处於参於全球经济合作的有利地位上，而广大内地城市则处於不利的地位上。这些沿海城市是交通便利的通商口岸，容易吸引外资，建立生产技术相对来说先进的工厂，一方面有利於从事外向型的加工生产，另一方面把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产品推销到内地城市，淘汰内地工厂生产的技术相当来说落後的产品，迫使许多内地工厂破产和工人大量失业。愈是处於优势地位上的城市，愈容易集聚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优势，愈是边远地区，愈容易受冷漠和遗弃。
当今的生产技术已使得少数几家大企业能生产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部份同类产品。如少数几家钢铁公司、汽车公司、电脑公司能占有大部份同类产品的份额。企业愈大，愈能形成规模效应，迫使边远地区的小企业处於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
全球化时代的「选民」和「弃民」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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