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婚恋观念的演变轨迹
文学作品中婚恋观念的演变轨迹
傅建安龚彬
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就开始了对爱情的探寻。《诗经》中的爱情表现大多非常自然、大胆、奔放，不管苦思苦恋，还是相悦爱恋都显得真切自然。如《周南·关雎》写的就是一个青年热恋采集荇菜女子“求之不得”的痛苦，《周南·汉广》写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展现了一个痴心汉因系念之深而产生的焦虑及无可奈何的心境。
进入封建礼教社会，婚姻往往需要三媒六证，讲究门当户对，用以维护双方的家族利益。男女当事人之间往往不存在私情私欲，唐传奇中的《李娃传》和《霍小传》正是基于封建礼教、门第观念等客观因素干扰下创作的文学作品。两部作品都传递出对封建门第观念支配下的士族婚姻制度的批判以及家长制丑恶嘴脸的嘲讽。
到元代爱情婚恋题材的杂剧作品中，因都市经济的繁荣发展，理学束缚力的减弱，出现了许多大胆肯定情欲的作品。《西厢记》中的张生在普救寺偶遇相国小姐崔莺莺，便惊叹其天姿国色，而自比司马相如，日夜吟诗传情，由病入膏肓转至偷期暗约，私订终身，置功名于不顾。《墙头马上》裴少俊与李千金私期暗约被人发现后，迫于外力的间阻，而双双隐匿裴家的后园中达七年之久，生育一儿一女竟不为父母知晓。这些故事中的爱情力量突破了生死人神的界限，有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它们过度表现情与爱，整体倾向上宣扬低级庸俗的感情。把文学当作个人发泄颓废感情的工具。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怨叹薄命，充溢着灰色颓废的情调，周作人干脆把这类哀情、惨情小说称之为“眼泪鼻涕”小说。这类小说对于婚恋的理解过分沉浸于个人狭隘情感，“把一己悲欢当成了全世界”。
在20世纪的婚恋作品中，作家们对于爱情与时代，爱情婚姻与道德，真爱的社会基础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就以大胆的笔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时代女性苦闷的灵魂。作为“五四”浪潮中的叛逆女性，她追求爱情、追求自我。但青春期爱的萌动又使她放纵自己对于外表帅气、灵魂卑劣的凌吉士的感情，表现了一个在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反叛封建道德，同旧世界决裂，但又找不到新出路的女性倔强而痛苦的'心路历程。
新时期以来张洁作品以其鲜明的女性意识思考爱情婚姻。她首先寻求一种合乎理想、合乎道德的爱，成为文明婚姻的呼唤者。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她对恩格斯的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进行了诠释，作品通过老干部和钟雨的爱情婚姻的叙写否定先结婚后恋爱，或者说婚姻生活和谐但无爱，或者说为了追求某种浮华的东西而结婚的婚姻模式。
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的舒婷以《致橡树》《神女峰》等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爱情理念。在《致橡树》中她以橡树与木棉树的意象表达了建立在平等互爱的基础上不舍弃各自地位与人格的爱情，否定了过去青藤缠树、单方面奉献型的爱情；而《神女峰》以“神的千年”与“人的一晚”的对立对爱情寄予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与其在山顶苦等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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