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
摘要：《周易》提出了“时”“位”这两个相当重要的观念，“时”与“位”有区分也有联系，两者都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紧密相连，是“道”之“时”、“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禅宗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种“道”之“时”“位”观做出了回应，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人格品质。
关键词：《周易》 时 位 道 中华人格
《周易》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智慧书”，其中的许多观念对于整个中华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时”与“位”就是这样的两个观念。历代的易学家对于这两个观念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进行了着力探究。但在当代，尤其是近十年的《周易》研究中，研究者对于这两个观念都较少涉及。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周易》史还是在周易文化的研究中，“时”“位”的观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们在讨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的人格精神时，更具有源初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角度对《周易》中的“时”“位”观念及其对中华人格的形成和影响作一番考察。
一、《周易》中的“时”“位”观念
《周易》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文献之一，被誉为“群经之首”。《周易》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其中，《易经》包括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易传》包括汉儒称之为“十翼”的上下《彖》、大小《象》等七种十篇，都是后人对《易经》的解释之词。在构成《周易》的这些文本（尤其是《易传》）中，“时”“位”观念频繁出现，它们可以说是《周易》的两大基本观念。
《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对自然界中时间流转、四季变化的描述，如：“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外在自然界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时节等；另一类“时”则是对人事活动的概括，如：“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等，这多是强调社会活动的规律性，故可以解释为时务、时局、时势等。
这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各不相同的。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直接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此处的“天文”二字尤为重要，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星相、云霞、雨雪、霜降等的直观感受。他们就是从这种直观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作为他们对外在自然进行解释和把握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把握方式。古之人又将这种对自然时间性的体察方式运用于社会，“与四时合其序”，以对待自然界变化的方式来对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从自然界扩展到了人类社会。虽然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在“变动不拘”这一点上，两者有着共通的结构。《周易》就是在对这种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
再来看《周易》中的“位”。“位”在《周易》中也有两层含义：一者是“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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